我将目光转向正在院子里训练队列的犯人，缓缓说：“监狱不管什么善恶，只论违法与否。或许，善恶没有绝对，只能放在具体的对象上才能判别吧？”不知为什么，贺明羞涩的表情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齐林若有所思，眯起眼晃晃脑袋，一幅没想清楚的感觉：“对哦？你说的……对哦？”
“嗯，发现你和别的干警不太一样！”，他冲我点点头，有些调皮地摸摸脑门。
饶是考虑到调整名单对教育科“专家”权威的挑战，在去审批前叫上齐林，表明调整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随意举动。教育科郑科长还是官腔十足地将报告扔在一边，颇有意味地瞅着我们俩微笑。
我并不想和任何人计较什么威信和话语权，只是觉得既然属于艺术的东西，就应当让艺术发言而不是其他。
“这是你们俩的意思？”
“哦”，我挡住齐林欲承认的话，“祁主任也看过了，他今天家里有事，来不了，不能亲自给你汇报。”
“那解释解释邢立群是怎么回事？”郑科长手指在空中虚点关，笑意渐去。
我明白了，看来传说中他和邢立群的关系不是空穴来风。早在成立文艺队之初，就明确了结束后将对表现优异的犯人给予特殊奖励的办法。据说幅度不会小。那么，争取一个奖励的由头，是他真正关心的。
如果一脸一身肥肉的邢立群也能跳舞，那齐林老师怎么也得去美国百老汇剧场秀一秀。
齐林见我为难地没开口，走到郑科长面前，“我们这全是根据每个人具体的特点确定下来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台晚会的质量和效果。况且，当初叫我来，就是包括了选材和训练吧？”
没有同事关系的牵扯，齐林说得慷慨激昂，有理有据。
毕竟齐林是监狱请来的，谁也不知道背景有多深。郑科长一时回不上话来。
“这样吧”，我忙插言，“再让邢立群兼个其他节目，好不？”
从教育科出来，齐林一脸不屑地说：“狗屁不通，装什么专业？”
我无可奈何地笑笑，不想给他解释这里面既复杂又简单的道理，或许在他那个领域，无须考虑这些专业以外的东西。
（四）
与人打交道和与文字打交道的最大区别在于：文字只是静静地呆在某处等你寻找、使用，也许藏得很深，却一动不动；而人却会不断和你捉迷藏，你必须想到他藏身的下一处目标，设置圈套，才可能捕获。我很难想像那些在基层分监区工作的同事，是如何在兼顾公平、效率、人情、规定等等做好犯人思想教育和引导的。即使是在文艺队这种看似毫无改造压力，甚至可以用轻松闲适来形容的场所，三十个犯人之间的磕磕碰碰、你争我抢、勾心斗角依旧每天上演，常看常新。
我经常想，或许是监狱这个逼仄的环境，使得可供选择的利益极为狭隘，可供逃避的角落太过稀少，人与人之间才会有如此多的冲突。即使一个与世无争的人，置身于此，如果没有斗争或者争取，能供他生存的土壤会愈来俞少，直至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直至——消亡。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不寒而栗，鸡皮丛生。
我并不常和犯人黑脸，一方面与性格有关，另一方面总觉得无非两个月时间，无论生气还是恼怒都毫无意义，也丝毫改变不了什么。而老祁更是见不到人，估计老人家把这里当成了休养所。
周末连下了两天雨，一早上班也没停，教学楼前的整个院子因为地势原因，积起一大滩水，颇有堰塞湖的架势。进出都得趟“河”，听见老祁骂骂咧咧地让犯人拿几块砖头垫在中间，大家过来过去都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难免失足，湿了裤脚和鞋子。
中午快下班，拎着伞往楼门口走，听见值班犯说：“指导员，等一下吧，贺明正在外面铺桥呢！”铺桥？疑虑间抬眼向外看。
整个监狱笼罩在漫天雨幕中，楼前的积水因排水不畅又涨了不少，一个人正光着脚，卷着裤腿站在雨里，弯腰垒放砖头，几块木板已从教学楼台阶边向外延伸了三分之二。
雨水此时早打湿了贺明身上的囚服，呈现出更悦目的蓝色。远远地只见他不时抹一把沿额头流下的雨水，再蹲下身将通向主路的剩下几块砖头垫平，铺上木板，一条足以让人安全通过的“小桥”已然成型。在空寂而深远的监狱背景下，在斜斜密密的雨丝里，他孤单的身影显得既渺小又伟岸，既无助又坚强，既轻得没人关注又重得难以承受。
一种说不清是疼惜还是钦敬的情绪涌上来，我一步跨出楼，忘了撑伞，忘了身边还站着值班犯。已经很多年了吧，类似的感动再不曾冲击心灵。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却因为此种环境此种身份此种预期的强烈对比，强烈震撼着我。
贺明在终于完成后转回头，猛地看到我，抬手抹一把脸上淋漓的雨水，开心地笑着，指指身边刚刚弄好的木板桥，示意我小心走过。
温暖不是来自于他关切的眼神，而是因为身为罪犯的他，居然会默默做着那么些自诩善良、高尚、聪慧、机智的人都不肯做的事情。特别是看到紧贴在身上湿淋淋的衣服和毫无芥蒂的笑容，我第一次汗颜，为不知何时染身的冷漠，为再也不找不回的单纯与梦想。
把伞交给正在值班的犯人，让他把贺明接过来。远远地看见贺明一边歪头听值班犯说话，一边不解地朝我这边张望。
“赶紧换衣服去！”我低声说，瞧见他边走边脱下外衣，一件背心紧贴着身体，结实的胸膛和小腹清晰可见。
估摸着他快换好衣服，我才掩饰不住焦急地快步走向贺明所在的号房门口，手里拿着簇新的毛巾。
犯人都在吃饭，号房里没别人。贺明裸着上身正在系裤子，头上的雨水没来得及擦掉，一滴一滴掉在前胸后背。见我进来，他有些慌张地赶紧抓起干衣服往身上套，裤子没系好一下掉到了膝盖处。我扭头装作向外张望，怕他更加尴尬。
再看时，他已经穿好，正低头系扣，脸颊有些红，不知是紧张还是羞涩。
接过我递去的毛巾，贺明咧着嘴，一遍一遍从前往后擦着脑袋，飞溅起的水珠甚至落在对面我的脸上。
“不要紧吧，会不会感冒？”说着，我掏出刚才从办公室抽屉里取来的感冒冲剂，整整一大盒，放到他眼前。
他又一次迟疑地没伸手，低头喃喃道：“没事，没事的……”
许是雨水浸湿了肌肤，他体内深藏的男人气息勃发而出，一遍一遍掠过，一遍一遍冲击我脆弱的嗅觉。盯着他泛着生动的青色的脑袋，我竟有些眩晕，没来由地生出一种渴望，与他对视的渴望。我没有去想作为民警做这一切是否合适，包括药和毛巾，我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人，一个与我平等的好人。
楼道里传来咚咚的脚步声，犯人们吃完饭就要回来。我轻轻把药推到他怀里，“不舒服就吃点。”
贺明始终没抬头，待我快迈出门，听见他略带沙哑的声音：“谢谢……指导员……”
（五）
每周去监内超市购物简直就是犯人们狂欢的节日，那或多或少的东西可以满足口腹之欲，可以提供生活之需，还可以用作交易，某些隐藏的、不上台面的交易。
大多数时间都是老祁带着前往，听说他热衷于此，是看中了购物期间犯人们自觉不自觉的“进贡”——几盒烟或者几筒饮料。我估摸老祁的心思，大概是感到三个月的萍水相逢、擦肩而过，无须顾忌什么颜面，汇演结束，谁还能再见到谁？
购物程序几经改良，到现在已发展为刷卡。与社会上持卡消费一样，轻松便捷，彰显出了现代化文明的程度。谁说我们的监狱处处没有人权，共同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让每一个服刑人员感受现代科技的力量，难道不算尊重人权的重要体现么？
摸底第二天购物名单，贺明的名字又没有出现。随意问了句，邢立群眨眨眼不屑地说：“应该是没钱了吧？”
住监和住监不一样，如同生活与生活大不同。有些犯人隔三差五地收到汇款，帐面上的金额让人瞠目，尽管监狱表面上规定了每月的消费限额，但犯人之间足可通过简单的冒名顶替，就使制度沦为废纸一张。而贺明除了监狱发放的零花钱和少量奖金外，很少有家里寄钱，快一个月他什么都没买过。
下班时，我去生活科会计室，替贺明留了三百块钱。那会计过去和我在一个楼层办公，开着玩笑：“这么快就入道了？”
第二天，老祁不知因为什么事没来，只好由我带着去购物，临走时，值班犯挨个念着帐上有钱购物的名单，叫到贺明时。只见他不明就里地小声说我钱不够啊，怎么让我去？一边还犹疑地望着我。
第一次来监内超市，琳琳琅琅的还挺丰富，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监狱规定了不准邮寄物品的制度，理由是防止夹带违禁品，这样一来，超市里的东西就不愁销售了。
不时有犯人走到面前，递过来一筒饮料或者一包小吃。邢立群夸张地直接往我口袋里塞烟。几番推脱后我干脆走出超市，站在门外等他们挑选、结账。
贺明的身影从门口闪出来，手里只拿了两盒牙膏、一支牙刷和一块香皂，在拎着大袋小袋的犯人中显得很寒酸，不知为什么，一丝酸楚竟在胸中升起，仿佛看到了亲人在承受委屈般。
贺明紧蹙眉头，从未见过的忧郁写满道道纹理，与其他人兴高采烈的神情相比，耀眼的阳光下更显厚重。为什么？仅仅是为了那不明来由的区区三百块钱吗？我有些后悔昨天的冲动。
就在他走近那一刻，我猛地抬起头，装作毫不介意地问：“怎么只买了这么点东西？我看你帐上钱不少嘛？”
贺明眯起眼望着高墙，长长叹了口气。想问什么又咽了下去。
回去的路上，一贯不和邢立群多言的他凑过去，嘀嘀咕咕，邢立群傲慢地不住摆手，说哪有哪有，贺明便有些失落地站在原地发愣，很久才醒过来般紧跑几步，跟上队伍。
心头竟隐约有一丝甜蜜的东西掠过，淡淡的，无声无息，犹如无垠夜空中滑过一颗流星，瞬间光亮而美丽。
算了，还是别让他知道的好。刚才他的神色打消了我本想言明的初衷。就让他怀疑吧，就让他追问吧，就让一切埋藏在时光的流逝中吧。既然我无法定义、无从追索又无力拉近，那么，就当这是我和他关于善的相互引导和观照吧。
晚上值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会拿本小说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翻看。不时听见值班犯低声呵斥几个叫嚷的人，让他们轻点。偌大的教学楼寂静清幽，我会渐渐生出臆想，仿佛置身于空旷的山谷，小桥流水，山涧瀑布，珠帘碧翠，燕舞莺啼，犹如仙境。
忽然，门外传来报告声，心里猛地一震，贺明有什么事？
他轻轻地推门进来，身上的衣着象是认真整理过，平展妥贴，站在门口，只是冲我笑。
我连忙从沙发上坐起，问：“怎么了，贺明？”
贺明抓着脑袋上前，“没，没事。见你值班，想看看有什么事儿我能帮着干干。”
我指指身旁的沙发，他呵呵摆摆手，我才恍然明白这里是监狱办公室，让他和我对面而坐，似乎有些太不合规矩。
于是站起，“好啊，正好挺闷的，去院里坐坐。”
白天灸烤的高温渐渐褪去，空气中偶尔吹过一丝凉风。我和贺明面对面坐在石凳上，随意聊着。
他做过三年村里的民办教师，因为看不惯横行乡里的恶霸，冲动间用刀捅进了那人的胸腹，获刑5年，现在还有一年多的余期。关于那段经历，贺明似乎不愿多提，我没有庸俗地向他阐释以恶制恶是怎样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因为他自己讲了：为以后挺直腰杆做人，住5年也值。
语气自然而坚定，说话间，他弯腰伸向草丛，拨起几根深植的小草，将身体伏在膝盖处，端详着那弱小的生命。整个头、颈、后背形成一道圆润的弧线，随着吸引起伏，在夜色中勾勒出沉静、安详、释然的剪影。
我情不自禁拍了拍他，他扭头望向我，晶亮的眼珠忽闪忽闪。
手在宽大、坚实的背部停留，我们彼此都没动，指尖轻轻抬放，我感到他身体的一丝颤栗。旋即他又低下头，继续折弄着手中的小草。
我小心翼翼地将手抬起，似乎是怕惊动了他，怕惊动了如水的夜。
远远地传来收工犯人的番号声，我俩不约而同对视了一眼，一种类似惊醒、恍悟的东西旋即代替了短暂的悸动，仿佛有什么东西扑地熄灭了。
（六）
每天进入监区都多了一分期待，每天看节目排练都多了一分牵挂，每天与高墙电网的相望更多了一分温情。我完全迷醉于那种似有似无、似浓似淡的情绪中，不愿醒来。尽管，我不止一次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说这种情感在外界社会只能算做另类的话，在此地，更会因为我们所处阵营的不同，多了一份对法理天条的抗拒，多了一份来自于比道德更现实、更严肃的拷问。
于是，所有迭宕冲突的情感只能深藏在心底，即便与贺明同样复杂的眼神相对，我也只能一再过滤掉与关切、关照、关怀无关的东西，让眼中流淌出的情怀与心无愧，与爱无沾。
我敏感地觉出贺明也从那晚轻轻淡淡的相触中明白了什么，只是，作为犯人，他怎么可能又怎么敢去主动拔开云雾，于本已纷乱的生存环境里探寻明明灭灭的光亮？毕竟，于他那不仅是挑战常理，挑战常态，更是挑战森严的制度，甚至是代表国家意志的铜墙铁壁。
晚饭碰上原来办公室的几个同事，被硬拖着去喝酒。席间又来了两人，平时不太对劲，喝着喝着就将起来，谁也不肯在酒量上认输。待走出包间，已经头重脚轻，胃里翻来搅去，脑仁生疼。
站在路口，看乘凉聊天的人们一个个幸福安逸地走过。忽地凉意顿生，在潮热空气的裹挟下，有一种无法释放的憋闷。这就是筵席散尽后的落寞吧。无论刚才推杯换盏的场景多么热烈，多么酣畅，人终究还要面对自己，面对无法掩饰无法躲藏的自己。输了酒也好，赢了面子也罢，难逃的是来自生命意义的终极拷问：没有坦荡的爱可以追寻，没有磊落的事业可以付出，那么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
忽然强烈地想看见贺明。那种念头一旦升起，就不能遏制般在胸中愈积愈烈，到最后竟变成一种悲壮的、一无反顾的决心，不能停顿、不能搁置、不能过夜。我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只是，仿佛有一些委屈要倾诉，有一些表白要吐露，有一些困惑要探究吧。
值班犯见我满面通红的模样，没敢多说，填满水后小声问：“要不要让贺明过来？”
这段时间，他知道每次轮我值班，贺明总会陪我聊天聊到很晚，兴许以为我们之间也有那种俗套的利益纠扯吧。
脸颊因酒精郁结变得发烫，仰躺在沙发上，用手臂挡住刺目的灯光，昏昏然觉得天旋地转，头痛欲裂。
门咯吱被推开，透过勉强睁开的眼睛，朦朦胧胧中贺明轻手轻脚走进，站在离我半米的地方，想上前又怕惊醒我，就那样犹豫地立着。
能感到鼻翼呼出气体的温热，能感到心跳得更加剧烈，既希望在他这样的注视下睡去，又怕他猜疑后转身离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装作口渴伸手在茶几上摸水杯，贺明这才一步上前，有些着急地说：“别烫着。”
我挣扎着坐起，抹了一把脸，极力想对他笑，眼皮发沉看不清他的表情。
“你喝酒了？”记得哪一次我也是借着玩笑，告诉他以后别再称呼我指导员，不作数也叫不了几天的。
他如果知道我今天因为跟人斗气喝了不止八两，就不会轻描淡写地这么问。我模模糊糊地点头，端起杯子，却明显觉出手抖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