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事情来得太突然，一贯衣着齐整的他，竟没有系扣子，一只手不停地拭抹脑门上的汗珠，见我出来，眼睛便直直地注视着我。
我不是一个喜欢争斗的人，不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甚至，这么多年长期浸淫于机关，已经学会了不再同情世上层出不穷的不公正。但是，自从看到贺明那回雨中湿漉漉的身体，看到他折弄小草的专注，看到他清澈的眼睛，心中久未触动的坚硬便一点点融化开来。我迎着他的目光，心中默念：贺明，不论这算什么，我都会当作是对无边暗夜里你所迸发出的光亮的回馈，不管——需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
邢立群抱着被子经过我，侧身看了一下，忽然轻蔑地大声说了句：“牛啊你，一个被踢出来的酸－秀－才。”
周围一下子变得肃静，所有的目光刷地全部集中在我身上，包括禁闭中队的干部，包括老祁，包括每个犯人。
这是我心中不可言说的痛，是无力改变自己适应环境后的无奈。尽管谁都知道借调到文艺队对我算是一个仕途上的打击，但没人公开说过。如今被一个人提及，被一个犯人提及，这意味着许多人背后的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意味着他们挂在嘴边不屑的嘲笑。
剑拨弩张，气血上涌，我盯着邢立群那张肥胖的脸，手已经抬了起来。邢立群更加蔑视地笑着，似乎在等我动手。
余光忽然瞥见贺明拔开人群，急步走近，眼神透露着焦急。
忽地我明白了邢立群的用意，攥着的拳头慢慢松开。
“甭管我是什么，关你的权力还有。另外，关多长时间得看你的表现。”平静地说完，我转身冲贺明笑了笑。
我无法详细描述转身的一刹那发生了怎样复杂的情形，只是耳边响起“啊”的群呼声，余光中一个身影迅捷地冲向我，之后就是一声“咚”的闷响，我被推倒在地。待我起身扭头，贺明已经躺在地上，旁边是邢立群手举板凳凶狠而愕然的表情，也就在同时，禁闭室的干部与周围的犯人一起涌上前，将他摁在了地下。
尽管监狱一再组织学习所谓的“执法理念”，要求每个人牢固树立执法意识和专政意识，但我从来不认为监狱里真的会发生暴力、血腥事件，那些只是在美国影视剧里出现的悬念情节。而当这一切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眼前，那一刻，我瞬间脑子完全空白。
鲜红的血从贺明指缝里涌出，他挣扎着想站立，却一时没爬起来。我竟只是张张嘴，却什么也动不了。
一片混乱。
似乎有人扶着贺明去了医院，听见对讲机不停地呼叫，接着是更多的防暴队员出现在教学楼前，耳边有人询问：“你没事吧？”
直到齐林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句“走吧”，我才恍然醒过来，明白了也许只有几十秒时间里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理会防暴队员在身后不断的呼叫，朝医务所的方向奔去，眼里闪现着那惊人的血红色。
（十）
处置室。
贺明侧身蜷缩在床上，扶他来的几个犯人见我走进，向后退了几步，他有些苍白的脸便在雪白墙壁的映衬下刺痛眼帘与心扉。
他努力想笑，也许是嘴角扯开牵动了头上的伤口，笑容便凝固在唇间，淡淡的，涩涩的。
我不确定众目睽睽下，需要将从心里涌出、遍布四肢并且直冲眼鼻的热乎乎的东西抑制多少，才能表现出适合警察身份特征的举动。站在床边，手抬了抬，却不知该落在他厚实的肩膀还是受伤的脑袋处。
贺明看着我，轻轻摆摆头，轻得只有我才能觉察到，仿佛在说：没关系。他的眼睛如此透亮如此清澄，全然没有丝毫的震惊与担忧。心头像被玻璃片划过一道，悸得震颤不已。
医务所民警大手大脚地处理着贺明的伤口，借着他上前的当口，我向床头移了移，拍拍贺明裸露在外面的小腿。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什么，他扶在床上的胳膊动了动，右手便放在刚才我触摸的地方。
“好在用胳膊挡了一下，不然脑袋可受不了。”医生一边清洗一边对我说。
“是不是……得到外边医院做个检查？”我不忍去看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医用药水涂抹在贺明伤口带下的血痕，用力捏了捏拳头，脸朝着医生问。
“嗯，我看不用。当然检查一下更好，排除内淤的可能，毕竟重物打击往往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脑震荡。不过，这得请示监狱长。”
“指导员……”，本来闭着眼睛的贺明想说什么。
我靠近他双手朝下按了按，看见了伤口被洗得发白肌肉，对医生说：“我现在就去办。”
“指导员，指导员，没事啦，真的不用。”贺明挣扎着起身，想抓住我却觉得不妥，双手在空中直摆。
“嗨，有干部帮你办，还嚷嚷什么？”医生在一旁嘟哝着，不解地瞅瞅我俩。
我没有回头，不敢再看他方正的脸，浓密的眉，还有写满善良的眼眸。我怕不小心会将所有心事透露出来，或者，当着所有人抱住这个为我挡住那记重击还不愿生出一丝麻烦的人。
监狱长大约也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口气一如往常地“热忱”，询问我有没有事。当得知找他的原由，不知是为他服务几年起了作用还是别的什么，很干脆地在申请表上签上了龙飞凤舞的名字。第一次，我觉得他的签字还挺好看。
和我一起去市里医院的还有那个申医生，许是惊讶我办事的效率，他一脸犹疑地说：“1000多块呢，老板一般可没这么爽快？”
他的话提醒了我，这才有功夫仔细想想监狱长那么干脆同意的理由，要么，是他发自内心的愧疚？转而我为自己单纯的想法耸耸肩苦笑。
下车时，申医生见我直接打开了贺明的手铐，有些犹豫地问：“这……行吗？”
我哼了一声，反问：“你觉得能替我挨一棍子的人，会跑？”他转转眼珠冲我裂了一下嘴，再没吭气。
进了医院，申医生左一个同学右一个朋友的打招呼，看他忙忙碌碌的样子，我索性让他去办事，自己领着贺明做检查。临走，他还假模假样地关照：“小心点啊！”
虽然这儿是监狱联系的定点医院，虽然临走时我换了便衣，但毕竟，贺明穿着刺目的囚服，一路上不时有人侧目而过，弄得他始终拘束地跟在我身后。不离不弃，走着走着我忽地想起这个词来，扭身朝他笑笑。贺明不明所以地张了张嘴，左顾右盼，以为出了什么事。
做CT 的人不多，楼道里只有一位老人候诊。找了个偏僻的位置坐下，我才注意到贺明一直站在身旁，站得还很直。
拉他的袖子让他也坐下，低声说：“这儿是医院。”贺明嘿嘿乐了，一直揪着的心随着他的笑容这才缓缓平复下来。
候诊的椅子很窄，并排坐下，我和他的手臂就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刹那我竟有种触电的感觉。
贺明也有些惊觉地一躲，想再次起身，我猛地伸手绕过他的腰按住，感觉他全身抖了抖，之后就悄无声息地靠在椅背上。
另一边的老人等得昏昏欲睡，空气中弥漫着来苏水淡淡的味道，茶色玻璃挡住了毒辣的阳光，整个楼道在这个午后显得静谧安详。我们都没有侧头望对方，但好像都能感到彼此眼神中渐渐浓郁起的温情。
我抽回手放在他额前，“还疼不疼？”
他翘起嘴角憨憨地笑着，抓住我的手按在包裹纱布的地方，摇摇头，“不疼了……我就说不用来。”
指尖似乎能感受到他突突跳跃的脉动，咚咚的那么有力那么清晰。我将注视的目光收回，看着窗外的阳光，缓缓地问：“为什么？”
“什么……什么为什么？”
我刚要张嘴，一位女医生叫到，“十七号，贺明。”看到我俩，嘴里嘟哝着什么退了回去。
医生简单问了问有没有昏迷、遗忘等症状，说基本没什么问题。我说既然来了就查一下吧。他似乎有点诧异，想了一下，便让贺明坐下一一检查。
也许是觉得真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轻松地站在一旁看医生不停地让贺明转来转去，有时他正过脸来，便冲我调皮地作个鬼脸。
结束出门，贺明靠近我，低声说：“你刚才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就是想体会一下被医生折腾的感觉。呀，有几年了吧？”
再次走进阳光里，贺明又回复到了缄默的状态。
（十一）
车刚到监狱，负责狱内案件侦破的狱侦科长火急火燎地拦住我，一幅如临大敌的模样，说监狱长有事召见。我指指刚下车贺明腕上的手铐，示意得把他送回，科长拉过一个大门口的民警，嘟哝道这算什么事，不知轻重啊？然后对那个民警交待：“去，把他送回严管队，记着啊，不准和外人接触！”
什么？严管队？我忙扯住问：“为什么送严管队？”
“这我不清楚，见了监狱长就明白了。”
贺明也有些吃惊，不过，很快就恢复了自然的神情，咬着嘴唇看了我一眼，被手铐禁锢的双手在身前动了动，然后转身跟那个民警走了。
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人微言轻自责不已，我可以任人驱使，甚至可以被一些得意忘形的小人随便践踏，所有那些我都能甘心地认作是固守自我，顽冥不化的报应。可是，保护不了贺明，在他血痕未净时给不了他一张安稳休息的床，心里升起的疼痛一阵阵刺得浑身发抖。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背影，直至那道铁门徐徐关上，我才用力跺跺脚，快步往监狱长办公室走去。
一进门，就看见郑科长也坐在里面，烟雾缭绕中，两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原来不知是谁第一时间将案件告知了驻监检察院，他们按照惯例先询问监狱长。监狱长只好客气地搪塞过去，表示了解情况后再回复。他最后沉声说：“小赵，咱们监狱今年可是发生了不少事，再被认定构成案件性质的话，对上面可交待不了。”
我恍然明白了起先监狱长怎么会那么痛快地同意我带贺明做价格不菲的检查，为什么一回来就把贺明安排到严管队，也明白了郑科长怎么这么凑巧也在这里。他那一番话无非是想安抚我，让我放弃对邢立群或者说对监狱不利的言行。
“小赵，明天检察院的人就要询问你和那个犯人了，你看……”
我没有说话。我关心的倒不是放弃追究是不是对神圣法治的不敬，是不是会招来同事对我软弱的嘲讽，是不是会更加纵容了邢立群嚣张的行为。说实话，这些对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狱警来说，真的不足挂齿或者无从改变。只是，我觉得那样就模糊了贺明的善良，消解了他的正义，亵渎了他对我的关爱——如果有的话。
监狱长咳了声，又说：“监狱会考虑你的损失，这点你可以尽管放心。”
“不是”，我坚决地摆摆手，“不是我的事。那准备怎么处理邢立群，怎么对待贺明。”
“谁是贺明？哦，就是那个受伤的犯人吧？”
我厌恶极了这种漠不关心的口吻，离开他的目光。
只见郑科长凑上前小声低语了几句，半晌，监狱长说：“这样吧，邢立群就调监吧”，他瞅了一眼郑科长，“毕竟这么大的事，没有点表示怕不行。至于贺明，监狱给一个记功，相当于半年减刑。”
郑科长不错眼珠地看着我，象在征询我的意见。
我长长舒了口气，听得出，监狱长应该是最后的决定了。我想：无论是我还是贺明，都要继续生存于这所监狱。有时候，有价的妥协，或许比无谓坚持更合理，虽然这不那么英武，不那么壮烈，虽然这很猥琐。
贺明自然回到了文艺队。在我故作为难地表明需要说服他时，监狱长呵呵道他能替你挨一棍子，还能不听你的？
老祁唯恐天下不乱般兴奋着，反复追问我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一再描述监狱长几道金牌电话的紧张形势，并且态度笃定地说这回邢立群该他妈的被收拾了，鼓励我一定要把事情弄大，不给他加刑不算完。我奇怪地盯着他，以往纵容邢的是他，现在幸灾乐祸的还是他，这算什么？
第一次与贺明面对面坐在桌前，他依旧有点局促，几次想站起来，我说你踏实坐着，本来应该是监狱长亲自来的。他听后就又嘿嘿乐了，露出洁白的牙齿。
我不知如何表述那见不得阳光、见不得人的“协议”，担心他哪怕一丝丝的轻视，甚至我异想天开地觉得，被囚于高墙电网中的贺明，会不会是一个卧底，一个来自于秘密机构评价我们这些言行丑陋、举止阴暗人的特使。
终究，贺明是聪明人。他打断我还要继续下去的解释，眯着眼睛想了一下，然后说：“你……去告诉他们，我不要什么记功。我想……我想让你快点离开这儿，回过去的地方。是办公室吧？嘿，也不知道会不会像给我记功这么简单。”
窗外大院里不知名的花儿正开得一片荼靡，透过噙着泪水的眼睛，那些一串串绽放的鲜红不再是冷酷阴暗的点缀，有一种喷薄而出气势洋溢开来，漫过视野，充满了整个世界。
（十二）
邢立群在被禁闭五天后调监了，以一个非常奇怪的理由。据说是去了离家更近的地方，嚣张起来更加方便。不过，这已经与我无关。我的确很憎恨和厌恶他，但正如我不齿周围的许多人一样，他们不还是活得依旧逍遥？
贺明的记功也很快批下来，我非常佩服有关部门的智慧，他们居然编出了危急时刻奋不顾身保护监狱财产的名号。贺明搬着指头算了算，说这么一来文艺汇演结束时他就不必再回过去的分监区了。说罢，他抬头看着我问，那时咱们能不能一起走哇？
隔着桌子和他面对面站立，我伸手下意识地抹了抹桌上的玻璃板，上面倒映着我俩清晰的脸影，不必抬头，也能看到他朗朗的五官，洁净而阳光。借着他的话锋，我低语道：“我倒是想和你一起走，能行吗？”说完，我就紧紧盯住他闪亮的眼睛。
他大约听出了我并没有深藏的意味，跟我对视了几秒，低头看着我的手，“怎么不行呢？出了监狱门只有一条道儿。”
“你怎么知道的，这些年变化大啦！”我没听懂他的意思，可我想弄明白。
“前些天去医院我留心看了，就那么一条，走啊走啊就到了该去的地方。”说完，他咧着嘴笑了。
老祁对于这场变故波澜不惊的结果非常不满意，几天来一直放在嘴边嘀咕个不停。我借着给贺明记功的机会，提出让他担任文艺队的值星员，协助干部管理。这倒不完全出于私心。让他承担这个任务，大家应该都很放心。
于是，我和贺明有了更多机会待在一起。经常快下班时，我会找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让他坐在对面，听他聊聊监狱里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传闻，或者说说过去的趣事，只有这种时候，他才好像忘了我们之间的区别，无拘无束、无所顾及地笑我的单纯与简单，时而伸出宽大的手掌在空中挥舞，时而盯着我发愣的表情眨眨眼，扬起下巴提醒我不知飘到哪里的思绪。我猜他应该不知道，我如此留恋这盛夏时节空气中流转的愉悦，如此留恋他抬手举步激荡起的独特气息，如此留恋映在眼底发自于内心的笑意，也如此留恋不知能拥有多久就会被惊扰的短暂一刻。某种错觉时时引领我忘了时间与空间，任由视线散开，仿佛看到了许多年后我们的模样，那就是贺所说的出了监狱走啊走啊的最终目标吧？
因为值星员的关系，贺明很快就发觉了我给他帐上留钱的事情。多年来，监狱干部使用“拐棍”的现象非常普遍，从端水洗衣到扫地擦桌，从开门落锁到敲背按摩，从捎话传物到写写画画，甚至干部们参加自学考试的作业，应付上级检查的心得都统统让犯人完成，用他们的话说：除了XX之外，没有什么事不能由犯人代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