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你根本不用去想什么是自由，你只需想晚上加餐吃什么。
下午院长来视察，我们提前半小时列队进了会议室。在人群中我欣喜地发现了韩元，向她投去一个友好且热情的眼神，谁知她却狠狠地回了我一个白眼，这令我十分沮丧。
院长是个秃子，身长不超过一米六八，肥头大耳，一双小眼睛深陷在面部肌肉里，正贼溜溜地来回扫描，就好像在那眼珠后头是一把子弹上了膛的散弹枪，随时能将我们击毙当场。
整个会议厅里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屏气凝神，身边的吴教授甚至因为不敢呼吸而将脸憋得通红，大有即将窒息晕厥的趋势。我想拿胳膊捅醒他，却被一种天然的恶毒情绪包围，我心想，憋死你丫的才好呢，这样你晚上的加餐就是我的了。
就这么耗了有十多分钟，死秃子酝酿好了情绪，装腔作势地咳嗽一声：“同志们……”
“们”字这个音还没发完整，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瘦小却极具爆发力的身影，像刚离开弓弦的箭矢，动能十足地扑向了这个看似威严实的小个子男人。一秒钟内，她已经骑在了他的身上，并不断地挥舞着拳头，砸向他肥大的面庞。
所有人都惊呆了，连医护人员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只闻清脆的女声响彻会议大堂上方：“叫你丫说话！叫你丫说话！你害我们今晚没加餐了知道不？草你大爷的傻逼！”
我哈哈大笑，心想韩元这女人是真疯了。
足足有半分钟，人们才从123木头人的游戏中清醒过来，精壮的男护士蜂拥而上，立刻将她拖离了现场，自始至终，她的脸上都保持着极度真实的愤怒，然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总感觉这愤怒里竟似乎夹杂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小孩独有的顽皮。
韩元此举使我们丧失了加餐，病友们大多因此将她在言语中意淫了上万遍，教授一脸洞察万千的表情对我说：“加餐是假的，根本就是忽悠人的，这些疯子还信以为真，你看看他们下午那样子，屁都不敢放一个。”我突然想起他下午那张猪肝脸，深以为然，说就是，不过那女的挺倒霉的，被关禁闭了。他撇撇嘴：“活该。”
晚上我躺在床上，刚吃完药，头有点晕。看见教授关了灯跟他两个弟子在窗前忙活，窗外路灯投在他们身上，活脱脱印成了个剪影。我突生好奇心，从后面悄悄地凑上去，发现他们竟然正在研究一件女式内衣，表情神圣犹如拜神。
教授一脸师长之尊说：“这是色情物，破坏稳定团结啊。”
大弟子深以为然，一面兴奋地摸着，一面又嫌恶而冷淡地附和道：“阻碍进步！”
二弟子舔着脸，捏着衣角浑身发抖，喃喃自语：“真是作孽啊……”
我躺回床上，看那三幅剪影时而交汇，时而分离，心里万千感慨。想起有一年我们所做法律援助，帮一个村的农民打了场关于土地征用的集体诉讼，案子是状告镇政府的，袁城作为国内行政诉讼第一人，果然名得其实，一直打到二审改判，胜诉了。过了半年当地政府邀老袁回访，我也跟着去凑了次热闹。到了当地，镇政府安排我们去一户农家吃饭。农民一见老袁，感激涕零无法言表，又是煮糖鸡蛋，又是带我们参观他家新建的二层洋楼，吃完饭还非送我们一人一只老母鸡，一箱草鸡蛋。我当时感觉挺欣慰的，大概是做了好事得到回馈后的情感满足，唯独老袁始终一脸严肃，眉头紧皱。回去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当地政府安排好的戏码：那一家七口人全是临时演员，而非法占用的土地根本就没有归还给农民。村子里几个闹得最凶的被失了踪，剩下的基本都南下去工厂找活计了。
教授和他的关门弟子依旧在灯下喃喃交耳，我的心思不知飞去了那个角落。夜渐渐深了下去，似乎再也不会亮起来。
53、飞越疯人院
夜还未过半，教授和他的弟子还手捧内衣憧憬万千之时，警报突然大作，高频声波直冲耳膜。我在懵懵懂懂中看着斑驳的天花板，竟咧嘴笑了。
半夜拉警报这种事情在记忆中只发生过两次：一为九二年夏天军训之时，一为八四年石城疯传地震，家家户户搭起防震棚之际。
吴教授吓得不轻，手里捧着内衣不知该往哪藏，索性直接穿在了身上。他就像一座巨大的行为艺术雕像，僵直地戳在月光下，伴随着各房的欢呼浪潮，门外的落锁声四起。护士长手握扩音器，在窗下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费劲地听了一会儿，始终觉得这是非人类语言，只好又向教授请教，他双眉紧锁，痛心疾首地摇头：“有人跑了。”
“听得出是谁吗？”我追问他。
“好像是刚子。”
这话像一颗子弹射进了我的心脏，有那么几秒，它不动了。我突然想起肖申克救赎里面男主角越狱成功后浑身湿透对雨嘶吼的镜头。一个男人，在失去一切后得到了自由，没有哪一刻能比那一刻来得更加震撼，更加璀璨。
我守着窗户站了一夜，看见窗外的白点四处乱窜，时而想想人生，时而想想过往。远处星空低垂，月光凛冽，照着群山遮幕，照出一丝不合时宜的哀愁。逃脱的冲动和放弃的念头互相拉扯，我想我并非不渴望自由，只是对自由又有了新的感触：逃离这里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吗？而究竟什么又是自由？
距离二日的期限又过去了三天，我脑子不清醒时会加入教授的科研小组，不急不缓好像天塌下来与我无关；清醒时会感到急躁，拼命想逃却无路可逃，急躁中便又不清醒起来。
因为刚子的逃脱，我们的放风被取消了，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养青苔，或者组成十人小组互相扇耳光，谁声音大谁就能赶英超美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不过这活动我只有见习的份，还不够参与的格，护士们对我算是照顾，大概也怕我有朝一日还能出去。谁没事愿意招惹律师呢？
到了第六天，我按照平常的日程表安排着自己的生活，刚参观完一场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的活动，紧接着无处可去，便百无聊赖地站在走廊边发呆，突然感觉天边有异象，不知名的外因挑逗着内在骚动起伏，隐隐有什么即将发生。我好事之心顿起，追着人潮的尾巴摸了过去。
到了一楼大厅，场面已经有些失控，维持秩序的医护人员也不见了踪影，大门口黑压压的一片。我费力地在夹缝里求生存，随时寻找机会前进，摸索了一阵渐渐找着些技巧，略加实践便灵巧如穿山甲，尖锐又似把钻头。但这一技之长还未得到最得意的展示，刹那间人浪竟在我面前被劈开，一个愤怒而危险的身影便突兀地跳进了视野里：危险如野兽般的男人，杀红了的双眼昭示着已经丧失理智的疯狂——他手中的尖刀正熠熠发亮。只不到三秒中的时间，便又一个护士躺倒在他脚下，涌出的鲜血渐渐积成水塘，他像发了狂一样，刀刃在身下一具躯体中来回抽插，鲜红的液体表面倒映出他同样鲜红的瞳孔。
这样半死不活的尸体已有五具，呈一字型从门口排过来。四下里安静而肃杀，人们甚至来不及喊叫。
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身旁已经空无一人。精神病也不傻，不会往刀口上撞，更何况他们其中很多都不是。我便眼睁睁地看着那那人转过身来，像审判日降临一般。死亡，生命，这两个命题在我脑内自主繁衍扩散，完全不受思维控制，而此时的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反应，连逃都忘了。
终于，男人的面孔渐渐清晰起来，每根毛发，每个毛孔，都清晰得有如无限放大，于是有那么一秒钟，我心里有什么沉重的东西落下了，因为我意识到，这人是刚子。
刚子也认出了我的脸，他本已向我扑来，却在最后关头扭转了朝向，余留的眼神中夹杂了一丝同情。我大为惊讶，竟得到了他的同情。他顿了顿，又急促地喘了口气，接着那凶器便捅向了闻风赶来的护士长前胸。
人群中有人吸气过重而呛至咳嗽不止，我往处扫了一眼，看见教授正弓腰捶胸，一脸要咳出肺来的痛苦。
这一边，刀刃即将全部没入的那一瞬间，护士长的表情定格在了震惊与疑惑中，她像是用尽最后的力气问他：“为什么？”
而刚子却突然残忍而天真地笑了，他极缓慢地、一字一顿地说：“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们一个说法。”
突然天边一声炸响，惊雷适时地轰落在地平线上，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声，人群便也应景地炸裂开来，第一个撒腿狂奔的人带来一阵过路风，接着那齐头并进的架势便卷起道道尘烟，我犹豫了几秒钟，果断地加入了他们。一边跑一边忍不住回头：刚子正不疾不徐地拉开外套拉链，一排土黄色的管状物正缠绕腰间。他朝我点头：“跑吧跑吧，我等你出去再炸。”
我木然地跟着人流拥向了村口，几个状如打手的男人犹豫了片刻躲进了路边的平房里，从窗户里探出半个脑袋，谨慎地四处张望着。
乌云压得极低，一场暴雨迫在眉睫。
我停下脚步，最后一次回头张望。及至跑到这里，我才终于分清虚幻与真实，才感受到思想的存在与消亡，才知道生命如同一场交响曲，有时起也有时落。医院大楼仍在身后矗立着，我再没有更多的感触，大脑的运转渐渐凝滞，下一刻便是剧烈的震动与扑面而来的强劲气流，不知名的巨大悲伤在建筑物爆破的那一刹那袭来，像一床棉被将我死死笼罩在中央，挤压着我的胸腔，使我无力呼吸，几近死亡。恍惚中我似乎看见万千光芒从那残破的建筑物上空飞越过去，散射四方。
大雨随即落下。
雨点砸在黄土里，尘土飞扬，那声音纷纷扰扰，天空愈发黯淡。我的心中或许还留着点什么，是悲伤，是愤怒，是迷惘？疯子们开始在雨中狂欢，他们歌唱，他们舞蹈，他们雀跃而不知所措，没有人知道离开了这里又将去向何方。
“回家！”吴教授突然对天嘶吼，那嘈杂的人声便在片刻间静了下来，几秒钟后他们又向同一个方向进军，如同茫茫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着的野象。
我突然在人群的对面看见了左宁，而他也已经发现了我，正逆着人流向我艰难进发，我突然鼻子一酸，有些难过得不知所以，定了定神，缓慢地移动在象群中，我们就像言情剧中常常出现的狗血重逢一般，带着少女般的不安与悸动，向对方伸出手臂。
有一个世纪那么久，我的手指才触碰到他细腻而熟悉的皮肤，接下来便是拥抱，热烈而急促，百感交集却又不言不语，我将五指插进他柔软的发根，亲吻着他温暖的唇瓣。
我说我爱你，你信吗？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可想，惟有爱能让我不再迷茫。我从来不知什么是爱，以前觉得不过是物质带来的羁绊，或者关系不对等造就的迷恋，如今我算是彻底悟了：爱就是你几乎失去一切的那个瞬间，仍旧陪伴着的那一丝不足为外人言的希望，是毋庸誓言捆绑、在绝望中依然不灭的一道光，是万物抽丝剥茧本末倒置后还能张开双臂迎来的怀抱，是一种无法用文字确切定义的细水长流与执着守候。
这场大雨彻底地浇灭了所有理性，我站在仿佛世纪末的绝壁边缘，拥抱着最后的救赎。
晚上我回到了家，洗去了身上这么多天来的风尘，左宁一直陪在我身旁，电视里播着今晚的新闻。爆炸案，七死二伤，雨水控制了伤亡，原因未详，仍待进一步调查。左宁告诉我他和林寒川这几天几乎把整个石城翻了个遍，已经报了失踪。
我说：嗯。
左宁又问：知道是惹了谁吗？
我摇头：不知道。就你们两个找我吗？
他说：我把你的事情发在网上，但是没多久就被删了，舆论受到了控制，林检说这案子现在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敏感案，你办了这案子，估计也被感染成盯防对象了。
我说我贾臣办案这么多年还没到政治迫害的级别，应该不至于，佟帅案一审结果出来了没？
他点头：出来了，死刑。
我心里早已有数，长叹一口气，收拾了桌上的碗筷钻进厨房里，一边洗碗一边盘算，弄了一半突然想起什么，打了个电话给袁城，谁知他电话一直忙音，再用左宁的手机打过去，他倒是接了，然而一听是我的声音便立刻挂断。我心寒得不行，知道他已与我划清界限，避我不及，生怕被感染。
我又呆坐了一阵，理不清的思绪让我变得烦躁不安，正打算去阳台抽根烟静一静，谁知林寒川的电话竟呼了进来。
“赶紧跑，往西跑，找个地方先躲一阵，避避风头。”他的声音很低但很急促，“我不方便多说，就跟你交待一句，这次是真的要搞你了。”
54、最后一枪
第一次见到袁城的时候，我才十七岁，正读高中。
那年的北京城发生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甚至轰动了全世界，很多年轻人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挂靠在了一起，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跨出了毅然决然的一步。我尤其记得那时刚离开师范没多久的班主任擅自做主停了课，以表对北方运动的声援。但社会事件的爆发远不及停课带来的兴奋更能激动人心，我们虽然在校园里组织起一个N大附属高中学生自治联合会，讨论并传播来自第一线的消息——但其实还是玩乐，三五成群，占据教室的几个边角，打牌，吹牛逼。
说来要感谢北边那帮前辈，阵地战转为拉锯战，顺带着我们的期末考试也延期了。我们每天快活得像秋天麦田里的麻雀，叽叽喳喳四处乱撞，享受无所事事的快乐，当然，偶尔也会弄出一张仿佛能和国家命运挂钩的愤青脸来。
但这等好事并非旷日持久，只不到几周，形势就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课堂恢复了，我们几个所谓学自联的头头也被各自找去谈话，求得父母来校做担保，那做人的尊严仿佛也才随着教学工作一起恢复了。又过了一阵子，我便品出些不对劲的味道来：不但桃花之事彻底与我绝缘，甚至连一处撒尿的兄弟，见我也要绕道了。
这事对我的心里或许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只因我从此一生畏出头，恨离群。
然而就在我苦闷不得解的同时，家里却多了个神秘的客人，我爸将已经离家去了武汉的贾君房间收拾出来，于是那人就住与我隔壁。这人皮相好，善交谈，一眼看去就是个学问人，常常一件军绿色的短袖T，套条那时最流行的牛仔裤。他跟我爸很投缘，却不屑与我交流，他们常在饭桌上聊些社会形势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虽无法消化，但渐渐也悟出些什么：这人是把我家当避难所，逃难来的。
对于这件事我母亲坚决反对，因此没少和我父亲争吵，态度强硬，言辞激烈，甚至闹到分居，收拾了细软回娘家一住就是大半年。于是我更加肯定，这人是颗定时炸弹。
这人终归在我家住了半年，临走时颇显意外地送了我一本书——其实那算不得书，这是言论集子，作者叫方什么之，我现在已经忘了——他跨出我家大门时突然转了身，右手手腕抵着门框，给了我一个柔和且文雅的笑，他对我说，要守住这个社会最后的底线，未来就靠你们了。夕阳在他身上镶出一圈金边，闪着炫目而极致的光，他的脸便隐在这光线带来的盲区里，除了那近乎璀璨的笑容，那个笑是如此的震撼，如此能打动人心，以至于影响了我对于人生的选择：我布了他的后尘，选了他选过的专业，念了他年过的学校，踏了他曾经踏过的每只足印。
很多年以后，我拜入此人门下，习得不少灰色技巧，也寻到这一行最为显贵的套路，当年的话我们绝口不提，只师徒二人并肩齐驱，共同挑战着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这人便是我的老师，律所的主任律师，国内行政诉讼第一人，袁城。
我想逃亡大概不适合我，因为我受不了风吹草动一发全身的亡命生涯，可转念一想，只有保全了自由，才能得个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于是便又满脑子的都是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