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您当年造那个白兰地礼盒炸弹的时候仔细点儿，二战早结束了。”阿历克斯用一种极不舒服的姿势拧着腰躺在长椅上，用当天的报纸（卡波利特先生名誉出品，头版正好是本地律师先生的葬礼）挡住脸。克罗梅索夫表现出了和他的块头相称的勤奋和力气，轻松地将已经“处理完毕”的尸体用一块白帆布包裹好，和已经两眼翻白的记者先生一起用刚卸下来的一块门板抬好，一摇一晃地往门外走。
阿历克斯龇牙咧嘴地从长椅上翻身坐起来，险些滑到地板上。“所以我不谢你，老头，你当年差点害死我爸和我老爹。”
“嗳哟，你们家关系可真复杂。”
医生那辆破雷诺停在门口。比尔·默顿坐在驾驶座上，恶狠狠地咬着一个汉堡，上面的缺口足有茶碟那么大。“‘糖果盒’不能用汽车携带，我已经用自行车把它送到合适的地方去了。”
克罗梅索夫拉开后车门，把尸体拎起来扔了进去。记者大梦初醒一样蹿了起来。“等等，这是德卡瑟尼亚医生的救护车——”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玩意儿扔给电影制片厂也没人愿意要咧。”阿历克斯两手撑腰，他腹部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但现在已经没工夫让他躺在床上养伤了。“等等。”他伸手拦住了打算将车门带上的卡波利特，犹豫了片刻，从自己的衬衫领子里拉出一条银链子。
卡波利特认识这条项链，是一个很普通的银质新教十字架。应该有些年头了，主人也没有经常清洗它，表面凹进去的部位已经发乌。
“我老爹给我的，舍了。”阿历克斯轻松地笑笑，把链子扯断，扔在尸体胸前。汽油燃烧造成的高温会融化银子，在碳化速度较慢的人体表面形成包裹状的金属球。在尸体情况过于复杂时，也会被法医当做标志性的判断物。
比尔·默顿点了点头，拧动钥匙打火。这辆老爷车的引擎最后一次呼哧起来，排气管里冒出黑烟。卡波利特突然一头钻进了前车窗。“等等等等——等一等！”
“你干嘛？”比尔·默顿也吓了一跳，用手背抹抹嘴角边的面包渣子，险些把记者的鼻子撞扁。
“我，我来。”记者拉开了车门，把矮胖子往外拖。“我写的新闻报道必须要有第一手资料——”
比尔·默顿打了个嗝，沉稳地钻出来，让记者换进去。阿历克斯想了想，坐在了副驾驶座上。
太阳从地平面上升了起来，鲜红，好像放在早餐盘里的一片热带水果。阿历克斯指路，雷诺老爷车向西南方向的田野开去。黎明时分一片静谧，成群的麻雀被车子惊起，洒下一片吱吱喳喳的鸟鸣。卡波利特觉得心里很平静，安宁而舒服。仿佛一件闹了很久的烦心事终于解决了，结果又让他十分满意。
“然后你打算怎么办？”他从反光镜里看了看阿历克斯，他的脸色仍然苍白，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好像打了蜡。
“我之前，在香港呆了好长时间，现在打算回去。”阿历克斯闭着眼睛，声音疲倦。“找个地方躲几年还是不难做到的。我有点老存箱，在那边也有朋友，能舒舒服服地过五六年，等风声过一过再说。”
“那我——”记者用力咽了一口口水，用余光瞥着阿历克斯。“我住哪儿去？”
35.
“来点提神的饮料吧，你喜欢在咖啡里加点什么？”科尔比先生从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拎出一个圆柱形的纸盒。“没什么好东西，我习惯在这里放一瓶波本，来一点吧。”（作者注：波本酒是一种蒸馏酒，特点是必须在美国生产，原料配方含至少51%的玉米）
这位刚刚走马上任的局长和他的前任施莱辛格先生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卡出来的。对于他而言，三千名雇员就是三千个麻烦，三千个仇人。就在两个礼拜之前科尔比刚刚起草了一份比《韦氏大辞典》更厚的名单，确定了所有可能对他说谎和可能有越界行为的雇员范围——实际上那也就是全部人选。这位局长简直就好像大学里的蹩脚讲师，给学生划下的考试范围恰恰也就是整本书。
马什接过粗瓷马克杯，加了蒸馏酒的咖啡有点甜味，他只润了润嘴唇。两个小时之前对亚历山大·佛雷德里希·爱德华德·舒尔维克少校的通缉令已经被电传到了欧洲分局，他已经订了西飞公司直飞伦敦的机票，东海岸时间明天晚上就要坐镇维也纳指挥对阿历克斯的追捕。
拉瑞·金不安地跺了跺脚，从他的杯子里喝了一大口饮料。这位局长先生的唯一作用似乎就是打算把中情局这个机构彻底撤销，似乎全然忘了他本人也是跟着杜勒斯先生从法国回来的外勤之一。“科尔比先生——”
“我知道，我知道。”中情局局长用中指敲打着桌面。“舒尔维克的事情算是过去了，但是还没完。肯定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缩在公司里，得把这些人都挑出来，挑出来。”
拉瑞·金用力抽了抽鼻子，马什毫不掩饰地打了个呵欠。在他身后有人轻轻第敲门，他向拉瑞·金挑了挑眉，转身把门拉开了一条小缝。
“什么事？”外面是阿尔德里希·埃姆斯，神色慌张，手中捧着一堆电话记录单。
“先生，是欧洲来的电话。比尔·默顿，说一定得您亲自接听。”
用不到他说第二遍，马什拔腿狂奔。比尔·默顿是为数不多的他可以完全信任的老伙计之一，现在阿历克斯失踪了，马什几乎把他当成了阿历克斯的代表。他绕过两个踩着高跟鞋的女文员，几乎是一脚踹开了电话间的门，一个红头发的年轻职员把电话听筒递了过来。
“比尔。”马什用力做了个吞咽动作，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我应该是找到他了。”比尔·默顿的嗓音低沉。“应该就是阿历克斯。”
“什么叫‘应该’？！”
“因为尸体已经几乎被完全烧毁，现在法国警察和法兰西安全局的侦探正在处理现场，要我们的外交人员进入干扰吗？”
似乎有一根冰冷的锥子从他的后颈刺进去，马什的眼眶和喉咙一下子酸了。脑子里嗡地一声，他忙紧紧抓住了电话听筒才没让它掉落。“比尔。”他用力吸了口气，四下环顾了一下，所有的人都瞬间缩到了墙角。他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才让自己的声带开始运作，发出尽可能正常的声音。“我马上就到。”
“呃，我似乎让我老爹伤心了。”阿历克斯耸了耸肩，开始翻弄着勒内·派瓦利刚刚摊在桌上的一堆护照。他们坐在维也纳式一家小旅馆二楼的一间客房里，满城的警察都被市郊的那场杀人焚尸案惊动了，不时有戴着白色钢盔的警员骑着摩托闪着警灯来来去去。
比尔·默顿放下了电话听筒，翻了个硕大的白眼。“现在，你可以走了。”
“好啊，现在，亚历山大·舒尔维克就已经死了，我现在是罗德里克·冯·海森堡，这个名字挺好听。”阿历克斯向勒内·派瓦利伸出了手。“我们告别吧，哥们。再见就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但愿您别再见到我，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苏联人笑着同他握了握手。“有机会来莫斯科的话，来我家喝茶。我住在阿尔比涅克大街913号，找一位莫金洛夫先生就是我。”
“那么，再见。”阿历克斯伸了个懒腰，面对太阳眯起了眼睛。
“——你等等！”卡波利特伸手拦住了他。“我和你一起走！”
阿历克斯站住了，慢慢地转过脸去。记者克服住了自己没有习惯性地向后退，一把揽住了他的腰将他按进自己怀里。
“我早就知道咧。”英国人耸了耸肩，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两个人份的假护照。而且，他那块百达翡丽我找人给出了个好价钱，足够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安顿下来的。”
比埃尔·卡波利特觉得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善解人意的好人。直到勒内·派瓦利的一声嚎哭打断了他的幻想——
“啊嗷——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嫁女儿我该哭成什么样哟嗷——”
迈克尔·马什在飞机上睡了两三个小时，他的脑子里空空的。早班航班上乘客满满当当，他坐在经济舱后排一个靠窗的位置，一路上甚至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阿历克斯死了，儿子死了。有一个声音一直在他颅骨内部轰轰地回荡，这个声音存在了很多天，只是一直被太多的杂乱事件所掩盖。或者，是他不愿去正视它。他做了很多事情，可最后都是一场没有结果的闹剧。
马什沉重地吐出一口气，这个时候仿佛呼吸都不必须了。这种深重的无力感他不是第一次体会，但他已经不年轻了。
有时候他简直不能理解，阿历克斯怎么就突然不见了，突然死了呢？那么聪明狡猾的家伙，从越南回来身上一个伤疤都没带。三十年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似乎就在昨天他才刚刚抱着小阿尔登上接军属从美军驻欧洲基地回本土的客机。那时候他刚结婚，春风得意，整个世界好像刚刚从洗衣机里拿出来的新衣服那样干净，洁白，散发着好闻的香气。
那时候的阿尔真小啊，最多有三十磅重。满头金发，胖鼓鼓的。一路上都缩在他胸前啃巧克力饼干，抖得他的新呢料马裤上全是渣子。
马什似乎是笑了笑，用力闭上眼睛，眼角干得发疼。
36.
“我建议，这事存疑。”比尔·默顿用一块硕大的白手绢擦了擦脑门。“疑点着实太多，而且尸体损毁得太过厉害。我们在现场的痕迹学家推测爆燃至少用了三十升高标号汽油，不过我们仍然发现了一些痕迹。”
他将一个透明聚丙烯档案袋小心递过去，里面是一块黑色的碳状物，仍保留着十字架的形状。马什戴上手套将这一小片金属倒在一张硫酸纸上，用镊子小心地剥离掉上面已经高温氧化了的有机物。（他竭力不去提醒自己，这是人体组织）
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眼也有点发花。马什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戴老花镜，但现在他不得不把手臂伸直，以仔细端详这唯一的证物。比尔·默顿适时地递给他一个放大镜，但这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他认识这个十字架，
好像一把冰冷的匕首捅进了他的肚子里。马什忍不住地弓下腰去，喉咙里一阵一阵地泛甜。他认识这个十字架，他亲手将它从莱因哈特的尸体上摘下来，又挂在小阿尔的脖子上。
“这说明不了什么，在整个欧洲这种十字架有几万个。”马什竭力抑制住语调中的颤音，将脊背用力平贴在椅背上。他的手在颤抖，不得不将放大镜暂时放下。“我要看看他。”
比尔·默顿停了片刻，用法语向守在门口的那个法兰西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说了几句话。马什懂法语，但完全没听到他在说什么。一个尖锐的声音在他耳内横冲直撞：公平了，现在公平了。你杀死过别人的儿子，现在你的儿子被别人杀死了。现在终于公平了。
比尔·默顿带着一个穿着实验室白制服的女痕迹学家进来，马什木然地站起来跟着他们走到隔壁的太平间。尸体并没有装进那些小抽屉格子，只是盖了一块白色伞兵绸。比尔·默顿和那个女法医对视了一眼，从一个角开始缓慢地掀起了白布。
下面的东西已经不能称之为一具尸体了。经过近千度高温的长时间灼烧，骸骨已经完全变形，仅有三四岁的孩子那么大。细小的骨骼已经完全灰化，只有头骨和几根长骨还能看出形状。头骨上一对透明的弹孔，好像另两只冷森森的眼睛。
马什颤抖着伸出手去想要抚摸一下那些骸骨，它们像脆米饼那样一接触人的手指就粉化成黑色的碎片。女法医想说什么，比尔·默顿将食指竖在自己的嘴唇前，带着她慢慢退了出去。
比尔·默顿在自己胸前划了个十字。有那么一个瞬间他险些将真相全抖出来：他突然注意到，老先生的头发在一夜之间全白了。
植物园街的居民已经很熟悉他们的新邻居了。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带着一条肥胖的古典牧羊犬。迈克尔·马什先生一个人住，据说他早年婚姻破裂，儿子死在了越南战场上。
他是个很和善的人，虽然很少主动和邻居们来往。老先生的生活单调而极有规律，简直可以用他遛狗的时间来对表。
很少有几个人能在1973年的“大清洗”中留下来，幸而中情局只是把他们踢出了蓝利市，并没有像苏联同志们那样直接每人发一颗步枪子弹当养老金。
马什把他的家什装进一个纸箱子，像所有被解雇的职员那样脚步蹒跚地从蓝利市“毛虫大楼”走出来。他大概是被炒鱿鱼的最老的雇员了，在发动汽车的时候他还不失愉快地这么想。全联邦没有一个地方像中情局这样无情无义，他们只会在你犯错的时候一棍子挥下来，让你自己逃到墙角去熬过疼痛。
他第二个月就退了役，准将退休金不算丰厚，但足够他在老房子里过上安静而简单的生活。马什发现自己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的来临，只是有一点他始终无法习惯。他在阿历克斯死后阅读了关于这个情报员的所有卷宗，有些文件甚至熟悉到了可以背诵。阿历克斯的死亡过于突然和干净，尸体被毁得太彻底以至于任何有价值的法医学数据都无法提取。只能草草地从脂肪含量和长骨长度推断和阿历克斯非常相似，最终也未有定论，卷宗只是草草封存。就在他失踪两年整的时候，刚刚上任的新局长威廉·布什先生签署了阿历克斯的阵亡通知书。
马什始终觉得阿历克斯还在，他经常在深夜里还听到门外楼梯上窸窸窣窣地响。是那个臭小子半夜还不睡，摸到厨房里偷点心吃！他冲出去准备教训儿子一顿，却发现走廊里漆黑一片。
他拖着因风湿而酸疼的腿爬上楼，坐在阿历克斯房间里的椅子上，对着儿子的空床一坐到天明。
马什拒绝了在圣克莱尔校官进修军事学院的教席。每天只是整理花园，消耗足够能装满一个英式浴池的咖啡，然后带着老狗“骨头先生”去散步。有几次他不自觉地在冷饮店给阿历克斯买了巧克力圣代，却只能看着它一点点地化掉。最终变成一杯黏糊糊的褐色牛奶。
三年了。
凯瑟琳和辛西娅在同一天嫁了人，新郎官们是一对来自费城的爱尔兰裔双胞胎。马什在她们的婚礼上和纳吉尔先生抱头嚎啕，在科罗拉多州的太太圈子里传了很久的笑话。
他经常在社区的天主教堂里坐一坐。虽然他是新教徒，但天主教堂就是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点蜡烛。烛火亮灿灿地跳动，好像阿历克斯的金色头发。
东海岸的冬天总是很冷，就算是在马里兰州也不例外。每一个博彩公司都开出了“白色圣诞”的盘口，马什买了一张彩票，赌不会下雪。但这五十美分看起来是扔了，下午的时候阴云密布，天空是铅灰色，几乎要压在教堂的尖顶上。
他今天点了三根蜡烛。从前他只点两根，总觉得阿历克斯就在下班路上。堵车了或者饿慌了，先钻进塔可钟去吃个鸡肉卷儿，一会就到家。大概是从去年开始，他开始点三根蜡烛了。白色小蜡烛像铅笔一样细，烛火在冷风里瑟瑟地飘摇。
骨头先生突然站了起来，险些把老头子顶一个跟头。这家伙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只体重一百二十磅的庞然大物，总觉得它应该和吉娃娃处于同一体格。马什回过头去，天太冷了，他动作过急，险些闪了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