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是一件好事情，疼痛，说明他还活着。耳边始终有人在说话，声音陌生，语言也陌生。他不记得自己身处何地，脑子一片空空如也。那些快速而柔软的单词仿佛一把把冰做的刀片，要在他疲惫之极的神经上切开一道道口子。
闭嘴，你给我闭上嘴。他想喊，但嗓子里似乎要喷出火来，嘴唇在高烧中揭起了一层干皮。只是模模糊糊发出了几个音节，仅仅残存的理智让他立刻后悔——那竟然是他的母语，早在母亲怀抱的时候就不再经常听到的德语。
几滴凉水洒在他的嘴唇上，额上被放上了凉毛巾。他知道自己似乎应该是安全的，忍不住地闭上了眼睛。他感觉自己仿佛是躺着云彩上，枕头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腹部的枪伤开始不那么疼了，只是火辣辣地，好像被捅进了一根烧红的通条。
他知道一切都快要结束了。
“喂，哥们，醒醒！”比埃尔·卡波利特用力揉了揉自己酸涩的眼皮，直起腰来揉了揉酸涩不堪的肩膀。他看了看表，已经凌晨三点半了。他已经连续不断地说了四个多小时的话，早已口干舌燥。忍不住地站起来给自己倒了杯凉水，一饮而尽。有几滴洒到了陌生人的脸上，他伸手去抹，才发现那惨白的皮肤烫的吓人。伤者早已经发起了高烧，两边颧骨上各有一团硬币大小的红晕。
“Halten ， ganz.”（注，德语，闭嘴）陌生人的牙关仍在不停打颤，眼睛大睁，但目光完全没有焦点。卡波利特手足无措，手忙脚乱地在屋里乱转了好几圈，才想起来应该去给病人拧一条凉毛巾。
“我的个老天爷。”记者将自己满头浓密的巧克力色头发向后用力拢了两把，它们现在正乱七八糟地竖在他的头顶上。“我的天哪，上帝呀，圣母呀，谁能来告诉我您要是死在这里我该怎么办？！”
陌生人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恢复了一些神智。看来他一直未曾完全昏迷，惊人的意志力让他在重度伤病时仍然为了不失去知觉而保持着清醒状态。卡波利特如获大赦，忙从自己那乱七八糟的书桌兼梳妆台上拿起一个还算干净的杯子，倒满了凉水凑到他的嘴唇前。
“我，我，我很快就，就，会死的。”陌生人每一次呼吸都几乎能带出一团高温的火焰，水只是顺着细脖颈往下流。旧房子的隔音效果不算好，为了避免将房东太太惊醒，记者几乎每次都是贴在陌生人的鼻尖上与他说话。听到这句话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您别——我的老天爷，这不是我自己的房子。我只是个穷单身汉，我求您不要坑害我的房东——他们是好人，很好的好人。除了老太太老是喜欢将隔了夜的牛奶做成酸奶喂我们不新鲜的面也做成汤——雨停了，先生，要不要我陪您去趟教堂？我们这里的神父是个慷慨的好人，他肯定很乐意一个孤独的灵魂死在他的门口我的天哪你们德国人是信新教的吧是信义宗还是加尔文宗？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您能不能将就下反正我觉得上边那套政府机关的运作也差不多您总有一天能给转过去——先生？”
“我咽了气之后。”陌生人回光返照一般硬吞了一口水。“您不能报警。”
“您放心地走吧，我就是叫警察去抓我亲爹我也不会告诉他们您光临过寒舍的，您快闭上眼走吧。妈呀我害怕，很害怕。”
“那，请，请将我的尸体。”陌生人喘息着停顿了片刻。“用毯子卷起来放在床底下。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有后续处理人员来找您。放，放心——”
他的嘴被记者捂住了。卡波利特先生强忍着眼泪和急需要去一趟洗手间的冲动一把按上了伤员瘦削的脸颊。“别别别，既然鬼门关还没开那咱们就不能放弃是不是？——对了。”
记者转身到简直可以称为一个巨型立体垃圾箱的书柜里翻了翻，拿出来一个纸包。哗啦一下倒在桌上，里面是一把白色药片，有几片已经断成两半了。“复方新诺明，你们德国人大概喜欢叫它Z。忍忍吧哥们您正在发烧，死马总也得当成活马医不是？”
04.
1973年5月16日格林威治时间清晨7时35分伦敦希斯罗机场候机大厅
一个纺织机械旅行推销员模样的人拎起自己的行李箱，打算去饮料供应处为自己买一杯加柠檬的茶。伦敦的春天，这正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在机场菱形巨窗下投成了一片金纱。
吧台里面坐着一个穿机场工作制服的女服务生，眼圈下面有很明显的两道蓝影。显然没有睡够，而在这么明丽的天气又闭不上眼。她勉强抬抬眼皮看着对面奶油色头发，明显带有斯拉夫血统的年轻人。“柠檬没了。”
“那就普通的茶，我要两包糖，黄砂糖。”他应该有三十五岁，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让他看起来要年轻很多。加上尖锐细软的少年般的嗓音，让他看上去简直像是一个发育过度，魁梧高大的八年级中学生。
女服务生将纸杯重重地放在柜台上，将七十五便士草草扫进收银机里。对于客人递过来的一张名片，她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名片上写着：米哈伊尔·马克西姆诺维奇·克罗梅索夫。XORRLLA纺织机械公司利物浦分公司销售经理。
克罗梅索夫拿着自己的那杯加糖红茶快步穿过候机大厅，他要等待的那班飞向马赛的飞机在二十五分钟之后即将起飞。广播已经响起，旅客们纷纷拉着自己的行李箱向登机安全检查口走去。他吹了吹茶杯口褐色的液面，轻轻啜饮了一口茶水。英国人的“咖啡”总是让他不习惯，没有橘皮果酱和白兰地，太苦了。
看来应该在这个时候来找他的那个人不会来了。两个小时前他在伦敦街头的某个电话亭给维也纳分局打了一个电话，得知那个谍报员昨天就在法国失踪了。
克罗梅索夫动作很小地皱了皱眉头，他知道这个时候在法国失踪意味着什么。他的上一个搭档是个黑色头发的小女孩，出生在黑龙江，总喜欢歪着脑袋对人笑。1970年冬天她失踪在永久中立国奥地利的格拉茨，一个礼拜之后才被人发现全身赤裸被倒吊在一座废弃的橡胶工厂里。喉咙被割开，十个手指甲全都被拔掉了。
他揉了揉额头，竭力将那些血腥的画面从自己脑海中驱逐掉。他并不认识那个美国人，只是知道他的代号是R。他杀过人，但并不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按照协定他应该将已经写成密码本的联系资料丢弃在一个显眼位置。
克罗梅索夫坐在候机厅的长椅上，慢慢地喝完了那杯茶。手表指针已经指向了七点五十分，广播里已经开始寻找尚未进入安检口的乘客。美国人仍然没有来，或许他已经死在了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甚至可能连尸体都永远也找不到。
他又等了五分钟，只得慢吞吞地将那张写成了报价单的密码本放在身旁的椅子面上。仿佛做错了什么事情，拎起自己的行李迅速向安检口走去。
在一个海关人员用金属检测器扫他的裤脚时，克罗梅索夫回头看了一眼。一个面有倦色的清洁工将他的密码本捡起来，放进了垃圾箱里。
天在上帝和圣母的恩慈下终于亮了。比埃尔·卡波利特绝望地逼着自己去刷了牙齿，草草刮干净下巴上长出来的胡茬。昨夜捡来的那个家伙仍然没有彻底蹬腿，还是躺在那里缓慢地倒抽着气。嘶嘶啦啦，薄胸膛好像是铁匠作坊里一个漏了气的破风箱。
记者先生总算找出来一件还算干净的衬衫领子，将被血沾污的旧衣服一股脑儿卷起来，扔到阳台上那一堆旧杂志上。他平时只有晚饭才在房东家里搭伙，老夫妇早晨九点才起床吃早饭，因此他还在碗橱里备着一包巧克力味道的麦片——重大发现，他平时总用来顶着碗橱摇摇欲坠的左边门的居然不是什么破木桩。而竟然是一条具有悠久历史，见证了美丽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创建初期戴高乐将军伟大事迹的法棍面包。
在纠正了这桩冤假错案之后卡波利特先生决定就地取材。将面包用凳子腿砸碎（他特意小心翼翼，生怕吵醒了据说有神经衰弱，只到快天亮时候才能闭会儿眼的老太太），和一个皱巴巴要是换成人估计从路易十四的年代就得降生的老苹果一起塞进煮牛奶的锅子里倒上水。
“喂，喂？”卡波利特轻轻摇晃着陌生人的肩膀。昨晚上灌下去那一大把药片和凉水显然有用，在折腾了大半夜之后他虽然仍在发高烧，但至少伤口没有严重感染。“醒醒，想不想吃点东西？”
陌生人的睫毛动了动，勉强睁开眼睛。浅蓝色虹膜周围全是血丝，看上去分外恐怖。好歹瞳孔不像昨天那样动不动就往上翻了，看来一时半刻还没什么事。“你是个摄影记者。”
“啊？”卡波利特上半身直起来，向后退了退，一手摸着下巴。有几个地方没刮干净，胡茬发青。陌生人只是动了动一根手指，他低头看向自己偏向左边的腰带扣。“啊……不是，不全是。我主要是写通讯稿，偶尔……摄影是我的爱好，要不要来一张？”
他的报社连上主编只有三个人。于是记者先生只好身兼数职——他最经常干的其实是将新闻纸往印刷厂的台子上扛的搬运工工作，只不过是自诩一个文化人而已。卡波利特站起来，双手抱头在屋子里转了几圈。“我的天，我该怎么办？”
“正常。”陌生人的嗓子哑得似乎被喷砂机打磨过。“别管我。”
记者突然站住了脚步，一步扑过去双手撑在伤员两肩上方，“听着，哥们，我是个记者，所以我上面有人——我的意思是，就有个主编。”
陌生人翻了翻白眼，记者不禁联想如果他是个健康人的话这时候会爆发出多少长篇大论。“我的主编是个女的，她上了班自然老公也就一个人在家——”
“我的个天哪，我脑子里都成一团糨糊了。”记者用力揪住自己的头发。“我的意思——我他妈没意思，我主编的老公是个医生，我得去找他，不然你今天绝对就死在这里了！”
05.
“我……我养了一只猫。”比埃尔·卡波利特在办公室里灌下第二杯加奶精和糖的咖啡，才支支吾吾地站到了主编女士的办公桌前。“我其实还没决定要不要去养他，……昨天晚上我发现它受了伤，圣母在上，我决定……”
“什么猫？”主编女士索菲·德卡瑟尼亚女士——她坚决反对“太太”这样一个不怎么女权主义的称呼——从一大摞稿纸上抬抬头，扶了扶眼镜框。她其实并不近视，但有时候一副无框金丝眼镜和扣领衬衫同样能够在办公室里给职员以沉重的心理压力。
“德国……德国短毛？卷毛？雷克斯？我不知道，我不认识……”记者忍不住又要在办公室里转开圈子了。他自诩像那位砍倒樱桃树的美国伟人一样诚实，实际上这种诚实完全来源于他小时候到邻居院子里偷樱桃，被父亲一顿胖揍之后落下的后遗症。“反正挺大的，金黄色的，瘦得像把破笤帚……”
主编女士挥了挥手，她的手指上永远沾着深绿色的劣质墨水。是用墨水片自己泡的，动不动就会将蘸水钢笔尖堵成一团。从镇上唯一一家杂货店买墨水片也是卡波利特的日常工作之一。因为主编负责校对印刷和其他的一切他所搞不定的工作，而会计是个早年闯过土伦的老头子，整天只会在破办公桌上对付着账本磨损他的套袖。
记者先生如获大赦，冲出门便跳上自行车。他是个身高一米八三，英俊魁梧的小伙子，而这辆浅灰色二十四英寸轮意大利产自行车显然小了点。如果蹬得太快，就好像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贴着地在飞一样。
主编“先生”——卡波利特觉得这个惧内的家伙简直像海峡那边的菲利普亲王一摸一样——实际上是这个小镇上最出名的人物之一。至少他拥有这个镇子上不多的真正的四轮交通工具中的一辆。其他的汽车分属一位退了休的男爵上校，本地学校的校长和唯一的面包师。早晨九点半，连学童们都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坐在教室里听分词变化了，鹅卵石小路上没什么人。卡波利特将自行车蹬得风快，简直可以在胸前垫张报纸，就一路冲上勃朗峰顶。
医生和主编女士就住在诊所楼上，窗帘仍然拉着。
“德，德，德卡瑟尼亚先生！医生！”他用力捶着诊所大门。“开门！救命！我老婆要生孩子！”
里面似乎还没醒，好半天才听到医生跌跌撞撞跑过来开门。德卡瑟尼亚先生今年四十岁，身材中等，总是弓着腰躲在昂首阔步的太太身后。“喂。”医生揉了揉眼睛。“比埃尔，您……您把谁家姑娘的肚子搞大了？”
记者一手搡着德卡瑟尼亚先生的肩膀将他推进了门里面。“医生，我，我，我……”他实在忍不住了，揪着自己的头发原地转了几个圈。“我昨天晚上捡到一只受伤的猫咪，伤的很重，求您赶紧——赶紧把天哪，带上所有的绷带，止血钳，手术器械，血浆——快点儿医生，他快要死了！”
德卡瑟尼亚先生似乎被他吓懵了，后退了半步眯着眼睛看急得六神无主的年轻人。“猫咪？我认识一个不坏的兽医，他就住在教堂后面的皮卡迪街……”
“马上，带上我要的东西，咱们马上走。”记者的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马上去！”
“你知道，我曾经在战争期间当过游击队的队医。”医生好半天才发动了他那辆破旧的雪铁龙轿车，点了一根香烟，抽了一口就按灭。剩下的夹在耳朵上，转回头看后座上抱着急救箱的卡波利特。“虽然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跟着我父亲……算了，不提这个，您的那只‘猫咪’。”他咧嘴笑了笑。“受了什么伤？”
“从墙上掉下来，摔断了腿。”卡波利特咬紧了牙关。
“那您再等我半个小时，我这次可没带石膏和固定板。”医生一脚踩下了刹车。“不过我们或许不用回去……我刚才不小心往急救箱里扔了一把用来从肌肉组织里夹子弹弹头的手术钳，用得到吗？”
记者只是绝望地叹了口气。
“哇哦，这可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猫咪。”医生踮着脚进了卡波利特先生乱成一团的公寓，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剪刀。”
卡波利特竖着耳朵听楼上房东的动静，老太太似乎带着哈巴狗出去散步了，整幢公寓里没有别的房客。他尖着指头夹起一把柄长尖短的剪刀递过去，却被医生推了回来。“不是我，这个活儿您来干——护士，把他的衣服给我剪开。”
陌生人仍然是清醒的，只是已经虚弱得连眨眼睛都很费力气了。卡波利特强忍着眼泪剪开他已经被血污弄得一塌糊涂的衬衫，弹孔已经停止了流血。被弹头擦焦的皮肤翻卷着，好像一只瞎子的眼睛。
“开枪的是个笨蛋。”医生一手按了按陌生人的胸膛。那几根历历可数的肋骨立刻幅度很大地抖了起来。卡波利特不得不大着胆子按住他的肩膀。“幸而是腹网膜上有穿透伤，只是失血，有感染。如果再往左边五厘米，就能擦到肝脏。那样的话，您早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