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的眼睛闭上了，幸而记者先生眼疾手快，将随车带来的氧气袋面罩一把按在他脸上。“这个……死不了吧？”
医生摇了摇头，伸出两只手指捏了一下伤员的眼皮。“幸而平时体质还好，不过很难说。”
他回回头，拇指和食指的指尖在卡波利特手臂上掐了一下。“亲爱的比埃尔，这不是你的‘猫咪’，他是雪貂。有爪子，有牙齿，总有一天会咬到你。”
06.
“你急什么？”老人重重地向转椅里一仰，随手将沉重的钢笔扔到办公桌上。“他是失踪了，但我们必须得观望。这是中央情报局，不是幼儿园。不能他一出事情，我们就立刻跟上去给他扫大街。”
阿尔德里希·埃姆斯上尉失望地扶了扶眼镜。他在中情局原欧洲分局总负责人从第一线退下来回到国内之后就一直在新上司的办公室当助理。同之前在档案室的工作类似，每天的工作无非是收拾桌面，削铅笔，给自来水笔灌墨水和泡咖啡。“我们。”他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词句。“我们的人在维也纳像篦子一样将大街小巷扫了个遍……”
“让他们全都撤回来。”将军从椅子背上直起身来。虽然年近六十，他的腰板仍然挺直。浓密的深褐色头发鬓边有了银丝，眼角深刻的皱纹却让目光更加锐利。他是个很老派的军人，或许早年在德国的工作经历让他也染上了日耳曼民族严肃的性格。在搬进这间办公室后年轻的上尉最经常看到他的一个动作就是背着手站在窗前远眺，面无表情，好像一只老白头海雕。
“阿历克斯……”
“肯定是情报在哪里出了错误，这种概率每个情报员都会摊上。而你们，后勤组。”将军用钢笔笔帽敲了敲桌上的便签纸。“如果情报员被捕，那么该起床干活的是外交官。如果他们叛逃，自然有别人处理他们。只有确认他们正处于自身无法解决的麻烦并且这种麻烦我们再不引起外交争端的情况下可以解决，才轮到你们上场。”
“抱歉，先生，我如果再这么干下去，我们‘扫街组’就要改名收尸组了。”上尉耸耸肩膀，放下手中的打印纸。“我去给您泡杯咖啡。是不是还是老样子，两个奶精球，不加糖？”
亚历山大·佛雷德里希·舒尔维克觉得自己做了很长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抱着书包，缩在货船的尾舱里在英吉利海峡中间摇晃。那个潮湿的岛国似乎要和每一个学童作对，寄宿学校的制服料子沾了海上的潮气就硬得像A36防弹衣。他从伦敦乡下那间生满青苔的修道院式学校逃出来，发誓永远不会再踏进英国一步。学校里所有的顽童都在嘲笑他日耳曼人的金发碧眼，嘲笑他英语中的美式口音。他只有流亡，抱起唯一的一点行李去欧洲大陆找自己的父亲。
他梦见自己十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带自己去训练场打靶，最为轻薄的勃朗宁警用手枪他要双手才能端平。父亲宽厚的手掌将自己苍白纤细的小手裹在掌心，十米移动靶在面前迅速晃动，手枪巨大的后座力将他向后推。隔音耳套将枪声隔在外面，有节奏的冲击力让他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地恶心。
整个世界一下子混乱起来。雨夜，他像一只被猎狗追捕的狐狸一样仓惶逃过欧洲小镇的鹅卵石街道。手枪里只剩下最后一粒子弹，惨淡的灯光照在沟渠里流淌的雨水上。一颗子弹，一颗俄国子弹从他背后穿过去，毁掉的不止那件邦德大街出产的绸衬衫。
他睁开眼睛。屋里窗帘拉着，阳光应该正好。视线逐渐清明起来，是一间杂乱不堪的小公寓。他试着活动了一下手臂，还好，这种沉重的酸痛告诉他：他安全了。至少有一个手法比较正规的医生处理过他的伤口，窗棂上还挂着一个已经瘪了的输血袋。
放下手臂的时候似乎挂到了什么东西，他忍不住伸手抓了抓。似乎是什么毛发，和父亲养着弗吉尼亚州公寓里那条古典牧羊犬的长毛差不多。
“——哎哟！”一个高大的小伙子从床头窜了起来，一手捂着自己的头顶。“啊……哎，先生，您醒啦？”
那是个典型的法国年轻人。一头浓密的巧克力色头发，热情的意大利式黑眼睛，戴着副黑框宽边眼镜。歪着脑袋看着他，好像一只毛皮蓬松的水獭。“先生，欢迎来到法国，……先生，您贵姓？”
07.
这是乱七八糟的七十年代。
比埃尔·卡波利特先生目前正处于美苏谍战的风口浪尖，而他之前唯一的一次此方面经历尚是在他的大学时代。假期里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巴黎看战争胜利纪念典礼，在第五大道边上一家小咖啡馆里和一个英国籍路透社记者聊了好几个小时如果有一个反政府狙击手要暗杀戴高乐将军，究竟该怎么处理。两个人就着最便宜的咖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今诸名流。一直到两杯咖啡变得冰凉，杀手被法兰西巴黎安全总局侦探长在关键时刻扑倒在窗边的狙击点为止。
他从来没否认冷战离他们很近。就连镇上的牧师在每次周日礼拜——他并不算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教堂可绝对是搜集本地花边新闻的好地方——的时候总喜欢来上一句：教友们，千万要做好保密工作！
就在那一个改变命运的晚上过后，原本就不算远的距离彻底缩短为零。感天谢地，躺在他床上的那个陌生人终于醒了。高烧基本上退了下去，看来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现在是几点。”他的声音仍然发虚。
“啊？”记者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上午十点二十五……五月十八号。”
“见鬼了。”陌生人似乎是像抬起手臂擦擦额头，动作似乎是拉动了伤口，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有人来找过您？”
“啊？……”卡波利特停止工作好几天的脑子终于开始恢复高速运转。他这才详细地回忆起那个雨夜，粘稠的血，黑洞洞的枪口。里面有太多事情他没有解决，只好一样一样来。“那么，先生，首先我有一个问题……您的名字？”
陌生人费劲地将脸侧向他，眼神平和。“阿历克斯。你可以叫我阿历克斯。”
见鬼，这绝对不是一个真名字。不过至少避免了面对面的时候的尴尬。记者先生好容易才说服自己这不是一次采访，不用掏笔记本。“呃……我叫比埃尔·卡波利特。那么，还有，接下来，您那把枪哪儿去了？”
主编女士经常拍桌打凳地咆哮，说他在采访对象面前问错了问题。而在卡波利特先生的记忆里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像现在那样他感觉自己又捅了个大篓子。而这个自称阿历克斯的家伙蓝眼睛里那丝凶狠只是一闪而过，他简直又以为自己看岔了。
“您放心，我要感谢您。”阿历克斯用力吸了一口气，似乎是在积攒力量。他也意识到自己上半身的衣服已经被剪开扯去，伤口已经被处理过。贯通伤往往是不易愈合的，幸而这个骨瘦如柴的家伙身体里并没有太多软组织以吸收钢珠子弹的动能。他只好像被一根钢管从后面穿了个透心凉，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恢复。“或许我还要用到它……我用踝枪套把它绑在小腿上。”
他话音还未落，卡波利特先生就蹭地从椅子上窜了起来，从桌面上一堆混乱不堪的什物里找出剪刀，一把就按住了阿历克斯的膝盖。阿历克斯条件反射性地一弓腰，疼得额上立刻布满汗珠。“你……别动它！”
“抱歉，先生，这是我的房子，我需要有点安全感。”记者剪开他的裤腿，扯住布料用力一撕。
“我觉得法国真不是个适合我们呆的地方。”勒内·派瓦利推了推自己的眼镜。“要不是我们被绕了进去，要么就是那个美国人——姑且认为他是个美国人——找错了地方。否则以美国人的活动规律，我们为什么没有找到来接应他的后续人员？”
处长皱着眉看他，派瓦利只能夸张地耸了耸肩。“这样，至少我得稍微有点行动了。安德罗波夫同志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这不是你该管的，万尼亚。”
“啊，我明白。”派瓦利双手合十顶在下巴上，凤头鹦鹉一样歪着头向处长笑了笑。“我明白了，看来我不得不自己一个人来面对这一堆事件了是不是？”
处长站起来，将烟头扔在脚下踩灭。“我发现你恨不得立刻赶我走。”
“啊，不，我只想维持这个游戏的平衡性和公平性。”派瓦利立刻将手中的报纸撕下一个角，弯下腰裹着烟头捏起来将它扔进墙角的垃圾箱。“很显然我们的美国朋友遭遇了大麻烦，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他放着不管，是不是就会缺乏国际共产主义者所谓的终极关怀？”
“安德罗波夫同志。”处长拍了拍他的后背。“他经常向我提起你，说你是个好家伙。但是被伊萨耶夫那个老家伙带坏了。”
“啊啊，那他的下一句是不是‘聪明，但不好管’？”派瓦利收起了笑容。“我有我的做事方式……或许不很管用——不讨您喜欢——但我要活下去，在这个不按我们老布尔什维克党思想方式的地方活下去。”
处长长长吸了一口气，整了整自己的领子。“我马上就要回去了，你继续留在这里。”他伸了伸腰，仰脸望着晴朗天空中丝丝的云絮。“我知道你是个好家伙，但是，好自为之。”
08.
1973年5月18日 柏林当地时间早晨8时50分西柏林巴贝尔斯堡海关通关管理处
警察上尉路德维希·米勒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努力挺了挺胸，准备让自己看起来更加严肃和有震慑力。他在这个座位上坐了五年多，早就没有了刚踏上岗位的时候那种激动感。他现在每天的工作无非是向那些持有柏林墙通关护照的各国公民问问题，揪出其中的“可疑分子”，不准许他们越过国境。
在民主德国总有那么一群不安分的家伙，从那堵钢筋水泥墙的东边想尽方法往西边挤。高墙，电网，地雷和自动射击步枪都挡不住偷渡者。而其中一些特别心灵手巧的居然还用家居用品制造了各种交通用品用以翻越那道四公尺高，带有电网的水泥墙。
他见过用气球偷越国境的两家人，他们花费六年时间制作的气球居然连苏联的歼击机都没能追上。而更多的人失败了，鲜血洒在柏林墙下。米勒清清楚楚记得自己刚刚穿上制服的那个深秋，有一天早晨他随着小队沿着施普雷河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具年轻人的尸体。看起来只有二十岁，从背后中了三发软芯弹。当天没有任何一支边境巡逻队开过枪，他们不敢妄自猜测这个孩子是死于谁手。五年了，至今他每次走过施普雷河畔那片小树林都会不由自主地心惊胆战，生怕哪一棵松树后面就射出子弹。
米勒上尉正了正硬檐帽，此时海关通行处的大门已经打开。今天第一批通关旅客就要进来挨个接受警察们的盘问和经济检查，谨防他们将西德带过来的马克甚至美金发给“社会主义的天堂”民主德国里的工人们。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腰身略略有些伛偻。戴着一顶五十年代式样的旧呢子礼帽，已经泛白的鬓角染过。用的是产自苏联的指甲花染发剂，时间久了末梢上变成红色。他的护照上显示这是一个到东德探亲完毕的保险公司老经理，马丁·冯·卡莱施坦因。
老先生的护照和回答毫无问题。米勒上尉顺利地在他的护照空白处签下了同意字样，老人摘下帽子，向他致意。上尉压下了另一个呵欠，看着老先生消失在广场上的人流中。
从任意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极其普通的一天。阳光正好，这个美丽的法兰西小镇上有一半人正在休假，另一半正在工作的人在琢磨怎么策划下一场罢工。比埃尔·卡波利特推着他的自行车在柏油铺成的小路上转来转去，想了半天终于去敲了德卡瑟尼亚先生的门。
“哟，比埃尔。”医生的诊所里永远只有他和一个没精打采的护士。那个小姑娘是东南山地临日耳曼区人，一口法语总是黄腔走板。她总在谈论周末——礼拜三之前谈论上个周末，礼拜三之后讨论本周周末。“你的‘雪貂’怎么样了？”
记者先生一把拉开了门，强行挤了进去。他在激动的时候就有点结巴，加上习惯性地咧着嘴。他的前门牙有点大，两个牙板之间还有很宽的一条缝子——这让他看上去分外像一只刚从河沟里爬上岸的水獭。“给我支个招。”
“啊，很简单，在他的麦片粥里放点耗子药——我倒是一直想把本地的殡葬业生意也盘下来。但是似乎本地居民联合会不允许，他们说这就组成了一个有害于他们生命健康的行业联盟康采恩——”医生将那支老蘸水笔往墨水壶里蘸了蘸。“他醒了？”
记者像得了疟疾一样哆嗦了足足有半分钟，双手抱头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总算才安定了些，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报纸包。揭开了多达十几层的报纸，里面赫然是一把比利时制勃朗宁M1900手枪。
“嚯，枪牌撸子，这个可是好东西。”（注，枪牌撸子本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对勃朗宁M1900手枪的称呼。因医生在二战时期参加过游击队，我实在难以翻译他们对于各种枪械的昵称。浪漫的法国人，他们对于各种武器的昵称都是用的女子名字……）
“我把他的衣服全都扒了，我觉得他一时半会儿跑不掉。”记者四仰八叉地将自己摔进医生的沙发里，有两根弹簧断掉了，正好扎在他的尾巴骨上。
医生似乎对于这个回答感觉很难接受，好半天才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噢……比埃尔，这倒真是个好主意。在雪貂先生打算将你一口咬死——就算他的牙齿没有那种啮齿类动物那么尖利，我也觉得他恨不得要咬死你——在这之前，我建议你给他身衣服穿。”
“我只有一身睡衣。他还要求说可以去睡我的客厅，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他我的宅子尚未配备客厅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我亲爱的比埃尔，按照我的猜测——你没有看他的手。”医生从墨水壶里拔出了蘸水笔，在一摞便签纸上点了点，满意地开始写那堆永远都写不完的病历。“仔细看看他的手吧，虽然你会觉得那是钢琴家的手。他显然不算在码头上扛大包的劳动阶层，但是这里，和这里有茧子。”医生在自己的右手中指外沿和手掌一侧点了点。“没有任何一个工厂里的劳动能给那里磨上老茧。我的记者先生。只有一样工具，一样带来死亡的工具——雷明顿狙击枪。”
09.
卡波利特骑着自行车绕整个镇子逛了一圈。警察局长家走丢了一只猫，局长先生不得不腆着那足足需要将餐桌砍掉一个半月形的肚子踩在摇摇欲坠的人字梯上去将猫儿从树上抱下来。男爵先生在指挥着园丁和管家修理坏掉的剪草坪机器，他的大宅子花园里的杂草长得足足到了人的大腿。面包师在咆哮——这是个好新闻，他的面糊里刚刚掉进了一只不慎失足的野猫。
就在去年，仅仅去年，卡波利特还能坐在白马酒店里发一点点牢骚：地球另一边的那个自大狂美国的国务卿居然访问了红色中国， 半路上一个嘴贱的随从人员向一个路透社记者透露了基辛格博士的行程终点竟然是北京——上帝，如果把这个机会让给他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