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厅里永远都排着长队，卡波利特小心翼翼地拿出那张用铅笔写成的纸条。上面只有一些没有分段，次序杂乱的字母，应该是某种密码，他看不懂。他刚将那个地址背诵了两遍，一只手就重重地拍上了他的肩膀。
“啊，先生，我想您一定有一位非常可爱的金发朋友。”他转身，那是个黑色头发，貌不惊人的男人。戴着一副无框金丝腿眼镜，冲他斜着嘴角笑笑。撤回搭在他肩上的手，指尖捏着一根金色的发丝。“虽然现在的太太和小姐们都喜欢剪短发，但是这么短，您那位朋友应该很，特殊，是吧？”
12.
他很难明白那些美国人的想法。这个镇子太小了，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接头地点。米哈伊尔·克罗梅索夫将公文包放在膝盖上，端着杯子晃了晃里面已经不烫了的欧蕾咖啡。
他与那个德裔美国人打过几次交道，很愉快。那并不是一个好的个人朋友，但绝对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工作合作伙伴。1968年一月的海法阳光刺眼，那个美国人将一个装着法国安全总局关于导弹快艇绝密文件的手提箱扔在了他的办公桌上。自从1965年与法国情报部门断绝关系之后他们要打开欧洲大陆的情报网只有通过美国，虽然那个金发的家伙出生在柏林。
后来他们在香港经常碰头。有一段时间每个礼拜六都会在九龙一家中国饭馆见一面。像老朋友那样聊一个小时闲天，看一场随便什么体育比赛。唯一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美国人对小笼包有一种不正常的爱好，吃相像个孩子，总喜欢在他注意不到的时候偷偷吮手指。
两个小时前他在穿过市区的那条小河桥边找到了美国特工藏在那里的随身公事包。里面已经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情报。皮包虽然经过雨水冲刷，但还是能看出来上面沾染的血迹。克罗梅索夫粗略地比量了一下血迹的大小，不禁很为那个弱不禁风的家伙担了一把心。
包里还有一罐被伪装成止汗芳香喷雾剂的止血蛋白，显然打开并且用过。克罗梅索夫拧开盖子向手心里喷了一点，白色的絮状蛋白丝可以拉得很长，能立刻堵住任何非动脉破裂引起的失血。
一切都很正常，没有问题。但这个美国人就是失踪了，仿佛被大地吞噬。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甜蜜的香气在唇齿间弥漫开来。继续翻着那个皮质小公文包侧边的口袋，里面干干净净的连一件私人物品都没有。
或许已经被他处理掉了。在这个上午他顶着大太阳沿着河岸转了几圈，在灌木丛间的草地里找到了一枚苏式TT30手枪的弹头，弹壳显然被回收了。这枚弹头周边都有蛋白反应，显然是从人体内穿出来的。
幸好不是铅芯或者水银开花弹。那种子弹会在击中人体软组织的瞬间炸裂，只有一个小小的入口，出口却足有柚子那么大。克罗梅索夫将那枚小小的弹头在手心攥了一下，包在餐巾纸里扔进了咖啡馆的垃圾箱。
他只有等。
“我有一个计划。”那个自称名叫勒内·派瓦利先生的家伙眯起眼睛。卡波利特发现他很喜欢这个动作，虽然那副金丝框眼镜看上去没有什么度数。“这个计划很简单，对您也没有什么损失。”
你们全都这么说，而我现在还过得一团糟糕。两人是坐在河滨公园里的一条长椅上，阳光明媚。一只褐色的松鼠从身后的枞树上跃下，穿过小径消失在了低矮的灌木丛中。卡波利特打了个呵欠。“说吧。但我恐怕很难完成，您瞧，我连一张电报纸条都拍不出去。”
“您放心，我并不想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境内造成流血，也对您的那张纸条不感什么兴趣。”苏联特工伸手搭上了记者先生的肩。“我只恳请您——我是个外国人，对贵国精密细腻的法语不怎么精通——首先，首先请您将那张纸条拿出来。”
卡波利特无奈地从夹克衫内侧口袋中取出钱包，拿出了那张草草涂着几个大写字母的纸条。那其实只是从一张报纸上撕下来的一条白边。“很好，撕掉它。并且回去对那位先生说，电报已经拍发了。”
“——这不行！他有枪，毙了我像拍死一只苍蝇那样简单——”记者费力地将后面的画咽了下去，因为他看到苏联来的先生挺起了背，后腰上明显不怀好意地鼓起一块。“……好，然后呢？”
“然后？您可以自由行动，我并没有限制您的自由。”灰色头发的苏联人扶了扶眼镜的边框。“正常生活，上班，休闲。哦对了，如果您不想惹点麻烦给所有人的话，明天中午在镇上的电车站见面。”
“上帝。”卡波利特用掌心用力撸了一把前额，天气暖了，他脑袋上已经满是汗水。“我有点明白你的计划是什么了，是让我去给你当个替死鬼，对不对？！”
“不完全对，也不完全错。”派瓦利很诚恳地弓下腰正面看着那只恨不得钻进土堆里的鸵鸟。“我恳请您去替我和一位先生见个面，给他带句话。只是一分钟的功夫，关于暂住在您公寓里那位先生的事情我就当做没看见，怎么样？”
13.
公寓的视角很好，或许是因为是在顶楼的原因。天一直是晴的，阳光温暖而不热烈。窗一直关着，但外面似乎没有风，小镇和田野像是嵌在画框中的一幅印象派风景。和位于欧洲中西部所有小城镇一样，城区最高的建筑便是天主教堂。红色尖顶上青铜的十字架，黄铜的风信鸡，在细腻的阳光下好像镀了一层金粉。
从越南回来之后他便信仰了上帝。并不是某种宗教，而只是上帝。他很少去教堂，主要是不愿意被同龄人嘲笑或者被那些虔诚的清教徒所引导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帝不说话，只是微笑地看着他。和他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微笑着，一起看阳光下悠闲觅食的鸽子。有时候和他一起看看草地上打棒球的孩子，分着吃一包爆米花。
安全局规定他们每个礼拜必须和心理治疗师聊上一个小时，他简直恨透了那个走廊尽头的小房间。沙发低矮，只能躺着，散发着一股潮乎乎的霉味。心理医生是个秃顶的老头子，带有路易斯安那口音，辅音发得很弱。说话非常慢，好像一台磁头落满灰尘的录音机。他简直用了比在英国公学里逃学更丰富的方法逃避心理治疗，尽管他知道自己的战后老兵综合症非常严重。
在他的记忆里越南丛林里从来没有晴天，总是下着各种各样的雨。雨有颜色，有味道，但落在地上都是水。不，不全都是水，有些雨是红颜色，落在热带植物上就着起了火。银河运输机将那些该死的汽油燃烧弹和更加见鬼的白磷燃烧弹从本土运来，由丑陋不堪的B-52重型轰炸机扔在越南丛林北纬十七度以北国境线四十公里以南的地段。
凤凰计划，美国人总喜欢给军事行动起上一个好听但毫无意义的名字。一个排的CIA特工组成游击小队，在越过北纬十七度线的时候脱掉了带有肩章和帽徽的军装。一旦被越共军队捕获，等待他们的最好处境便是枪决。至少这比活埋强，一颗子弹，对于战场上的士兵而言是种幸福。（注，美越战争时期中国明确要求美国的地面部队不得越过北纬十七度线，因此美国在越南施行南打北炸的战略手段。地面部队如果越过十七度线则要脱下军装，以游击队的身份作战。而根据国际公约这样在被俘之后是可以被合法处决的）
他曾经亲眼目睹过被燃烧弹轰炸过的村子。能清楚地分辨出游击队员，但更多的是普通平民。小分队全副装备荫蔽在丛林里，过于厚重的丛林和没有红外亚毫米波夜视装备的越共军队让这种行为变得很安全。固态汽油的爆燃瞬间可以产生将近一千摄氏度的高温，在热带的雨水中被浸泡得半腐烂状态的竹楼也好像被点燃的火炬般熊熊燃烧。惨叫声，他听不懂越南语，但尖锐的哭喊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一个小女孩。她一边哭喊着奔跑，一边扯掉身上沾着凝固汽油正在燃烧的衣服。这种挣扎是完全徒劳的，高温会使人体的软组织蛋白质瞬间变性，碳化甚至挥发。她大概有十七八岁了，按亚洲人的标准已经完全发育。琥珀色的胴体完全没有应有的女性美，遍布在皮肤上的水泡和焦痕反而显得分外恐怖。
他忍不住冲了出去，一把抓住女孩的手臂将她拖进丛林。他的背包里还有烧伤药物，有可应付大面积伤口感染的口服抗生素。女孩抖瑟得像一片飘零在十二月暴风雪里的树叶，他松开手，却发现手套上粘着一层，是她的皮肤。
隐隐约约还记得急救手册里写着遇到大面积烧伤时要及时用冷水清洗创口，生理盐水清创然后消毒，缠上干净干燥的绷带。他所能做的只有疯狂地用军用匕首砍断热带蕉类植物的硕大叶片，将雨水引到钢盔里不停地泼在她身上。
me tuer.。她一直在哭喊，阿历克斯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其中大约有一些越南化的法语单词，也尖锐，嘶哑，模糊不清。如果被烧伤的是他的战友，他会毫不犹豫地用腰间的M1900手枪为战友解决痛苦。但他无法对着平民开枪，没有任何理由。
夜里又下起了雨，他将所有能找得到的止痛针剂都扎在了她的背上。天亮的时候女孩终于咽了气，浸水所造成的低体温症和体力流失。她的呼吸道也被大面积灼伤了，最后的呼吸好像一个漏了气的破风箱在呼哧。
美国军人仰脸看向一片废墟的村子，只有法国殖民者留在那里的天主教十字依然挺立在村子中间。苦像已经被烧焦了，耶稣在雨中沉默地看着他，留下两行焦黑的眼泪。
比埃尔·卡波利特小心翼翼地接近了自己的家门，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按照一本侦探小说里的情节，在门框上粘了一根细纸条。只要他离开之后有人打算打开门，就会把纸条扯断，他在外面就可以及时发现。
看上去似乎天下太平，白纸条好好地贴在门框离地面十厘米的地方。他用力拧了拧门把手，没有什么异状。屋里和他离开的时候完全一样，连一个杯子都没有动。阿历克斯安静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两眼下面各有一抹很清晰的灰影。
卡波利特小心翼翼地伸长了胳膊凑到阿历克斯的尖鼻子下面试试他是不是还有气儿，他的公寓没有电话，要找到医生就得自己蹬着自行车蹿一公里路。
阿历克斯突然睁开眼睛，好像他刚才不是在睡一样。卡波利特嗖地抽回了手，心脏在胸腔里蹦得仿佛在进行跨栏训练。“我——忘了买点心了。”他干脆一屁股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全法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怎么不把它坐塌了。
“电报。”阿历克斯闭上了眼睛，嗓音沙哑。卡波利特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仍是一片滚烫。
“甭提了，我差点连这条命都丢在外面——”记者从椅子上蹿起来，迅速地将百叶窗拉上。“苏联人找上来了，撕掉了您写的纸条，还——您到这里究竟是来干嘛的？”
阿历克斯没有回答他，眼睛缓慢而干涩地睁开，又闭上。六十瓦的白炽灯泡在傍晚时刻还显得亮晃晃的，他颜色浅淡的蓝眼睛里瞳仁散的很大，显得视线没有焦点。“德卡瑟尼亚医生今天下午来了一趟。”他费力地抿了抿嘴唇。“要是光靠着您我就得饿死在这里了。”
记者睁大了眼睛冲到门边检查那张小纸条——它确实不是原装货，而是随便从一张报纸白边上撕下来的。阿历克斯两手硬撑着床单似乎要坐起来，但没有成功，只是对他虚弱地笑了笑。“苏联人是不是让您去和人接头？”
卡波利特舔舔嘴唇，用力地点了点头。“我和您你说，超级可怕。他们有枪——”
“闭嘴，烦。”阿历克斯用力闭了闭眼睛，记者及时地向他背后塞进了一个枕头，这样让他能够坐起来。经过这几天的磨合，他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这个家伙的大多数习性。
“您听他的，去和以色列人接头。”阿历克斯深吸了口气，闭着眼睛到床边的写字台上去摸东西，努力地够了几次，还是放弃了这个动作。“幸亏你这是个小地方，他们不愿意在这里闹出人命来。估计这个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大，我们在后续人员到来之前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太妃糖在哪里？你满身都是这种甜味儿。”
“……这儿呢，这儿呢。”卡波利特先生忙不迭地从公事包角落里抠出来一个皱巴巴的蜡纸团，在桌子上用力磕了两磕才从角落上抖出一小块化了一半的糖果。“……就剩这么点儿了，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过大的心理压力会让人有摄入热量的冲动，而您知道，回来的路还是很长的……”
阿历克斯斜着眼看了看正双手捧着那团废纸的褐发年轻人，恶狠狠地摔过来一个卫生眼球。“马克思的胡子！——您究竟是怎么吃掉这整整半磅糖果的？！”
“——就这样——”记者将最后一块太妃糖扔进嘴里咀嚼了两下。“……没了。”
14.
法国人最不适合的生存形式大概就是战争，不过幸好在这方面的废柴程度上有意大利人给他们垫着底。
而比埃尔·卡波利特先生在对付突发应急暴力或政治事件上的反应灵敏度和意大利人完全不相上下，这种天才赋早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就被完全地发现了出来。法兰西可没有海峡对面的英国那种霉气森森的公学和圣公会女子学校制度，法国人不但实行男女同校并且还是男女同桌。
可是青春期之前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实属——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讲就是“难以预料之物”，因此正同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历史一样，战争远远比和平要多。卡波利特先生至今记得他的那位同桌小姐。她一头蓬松的金发在十岁那年开始变成褐色，两个大板牙好像海狸鼠。两人总为了谁抄谁的数学作业而发生纠纷，随即严正抗议的外交辞令便宣告无效。课桌中间刻着的斯特拉斯堡随即迅速被攻陷，边境冲突升级为正式战争。
虽然他们约定战争只在课下发生，但是所有人在签署条约的时候都会忘记一点：就是公约就是被用来撕毁的，无论是凡尔赛还是雅尔塔。于是在一次数学教师的随堂小测上他的斜眼继续触犯着女同桌的底限。倒不是因为他肆无忌惮地分享她事先做好的小抄，而是这小抄被写在一张医用胶布上贴在她的大腿里侧。
于是数学教师先生（此公兼任那所乡村小学的校长）便看到后排有一个深褐色卷发，面门前还缺了一个牙的男生蹭地平地蹿起来足有半米高并发出可怕的嚎叫，好似一只被猎人的枪弹击中的短毛水獭。只是那位有老花眼的先生没有瞧见，他的右边大腿上还扎着一根将尖刺烧红后掰弯了的圆规哪。
然后小卡波利特先生也就明白了一点，华盛顿对他的父亲说实话而没有足足地挨一顿胖揍，是因为他刚砍倒樱桃树，手里还拿着斧子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惜目前的状况是他在什么时候都是举起双手投降的那一位。
而现在的状况是输得未免也忒惨了点，他连件睡衣都没有了——因为对于一个单身汉而言睡衣完全是一件不必须的物品，要是洗了就干脆可以享受到了甲级睡眠。但天有不测风云，破公寓里突然多了个显然来者不善的不速之客。他思想斗争了两天整都没敢把德卡瑟尼亚医生送来的那一大堆破烂儿里面那件粉红色小睡裙给那位捡来的德国先生套上。
他睡不着，在黑夜里也闭不上眼，虽然这几天他都睡得很不好。他的公寓里没有沙发，而像房东的拉布拉多狗那样铺条毯子就在地板上睡也太折磨人的背部肌肉了。于是他只好趁着换床单的时候把那个瘦得像一条骨头的家伙往里面挪了挪，自己侧着身子躺在床外侧，虽然也不舒服，但总比整宿整宿在地板上烤饼来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