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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我是慈禧/重铸清华完本——by因顾惜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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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儿进了来,瞧见皇后娘娘在发呆,便开口说道:“娘娘,甜桂花糯米糖心丸子备好了,娘娘不想吃的话,那我就拿去倒掉了。”
“谁说我不吃!”杏贞回过了神,连忙喝道,“想趁机吃了我的丸子,门也没有!给我端上来!”
过了几日,醇郡王进了园子,杏贞问了准信,果然是两人郎有情妾有意,便向皇帝禀告,皇帝下诏,二等承恩公惠征之女叶赫那拉婉贞为醇郡王嫡福晋,次年三月初九日完婚,“姐妹同嫁天家”一时流传于京中,成为佳话。(未完待续。。)
☆、十六、财源水患(一)
清朝的财政体系是一种相当落后的制度: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约银四千万两,主要来源于地丁钱粮;每年的支出也是固定的,近四千万两,主要用于官俸兵饷。其基本特点就是量入为出,而由此引出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弹性。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为政者没有钱去开办新的事业,而一旦遇到天灾**,如水灾、旱灾、蝗虫、战争、瘟疫,政府的收入锐减,支出剧增,往往会引起财政危机。但这种制度最初推行时,似乎效果还不错,康熙、雍正两朝明主的精心管治,使户部的存银最高时达到七千万两,但经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大手笔开销,到嘉庆帝时,存银已经不多了。川楚白莲教起义、准格尔叛乱、鸦片战争,再加上黄河多次决堤,清政府的财政已陷于窘境。咸丰帝一上台,就想清清自己的家底,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卓秉恬向他报告:国库存银仅八百万两,而且“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入不敷出,为数甚巨。
战争是吃钱的怪兽,其消耗量大得惊人。可清政府财用的匮乏,似乎没有影响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的决心。他从户部银库中支拨,从各地封贮银中调解,从内务府“私房钱”中发给。与先前和之后的列朝皇帝不同的是,咸丰帝动用皇家私产时毫不顾惜、毫不心疼。兵部尚书桂良奏称,内务府存有金钟三口,重两千余斤。值银数十万两,请销熔以补军费。他立即命令内务府查明,派恭亲王奕訢亲自监熔。结果这三口乾隆年间由宫廷工匠精制,镌有乾隆帝御制铭文,分别重八百斤、七百斤、五百八十斤的世界超级工艺品,被熔为金条、金块共计两万七千余两。户部奏请将宫廷园林中多余铜器发出,以供铸造铜钱。他又命令内务府查明,结果圆明园等处存放铜瓶、铜炉、铜龟鹤等二百二十八件,化成了八千七百四十七斤铜料。
到了咸丰五年八月,内务府终于向咸丰帝亮出了红灯。存银仅四万一千两。再也不能支付皇室以外的任何开支了。
原本准备好的木兰秋狩也被迫取消,皇帝握着一本折子在勤政殿和杏贞长吁短叹,“从咸丰元年到今年,为了南边的军费筹集了四千万两,如今真再也挪移不动了,户部的存银也只剩下了二十九万两。可奈何!”
“军机想出来了三个法子。减俸禄、开捐例、发银票。朕也没有别的法子了,内务府能找出来的金铜器都被朕找出来融了,只能听外头人的法子了。皇后你怎么看?”
杏贞仔细地瞧了瞧军机处上的折子,其中这大部分的东西是肃顺想出来的,心底不由得暗赞一声,果然是才干卓越的肃顺。
“这三个法子都有用,却都没什么大用!”杏贞说了一句,皇帝没有在折子上划出什么指甲痕,那就是意味着皇帝还要和军机商议一番,于是杏贞说了这几句话,放下了折子,能帮上一点是一点吧,皇帝点了点头,说道:“皇后你说说看。”
“先说这减俸禄,官员的俸饷减少,决不会使他们自甘生活无着。他们更变本加厉地搜刮百姓。皇上,别怪臣妾说话难听,”咸丰苦笑,“如此的话,让早已**的吏治更是坏到无以复加。若是前方打仗的士兵长期欠饷,那必然会因闹饷而起事,或是祸害地方,如此就把地方的人心全部失去了,要知道虽然小官小吏人多,俸禄也开支的不少,可这些俸禄是他们的生活来源,若是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怎么还指望他们精忠报国。若是地方官吏都变坏了,这乱的可是全国的局势!”
“二说开捐例,花两三千两白银,捐一个七品知县的顶戴,最初的自我感觉自然是极好,咱们是能够跟县太爷平起平坐!但等到邻里中知县满街走,甚至知府、道员的顶戴日日相见时,反衬托出真正的县太爷的八面威风。虚衔又怎比得上实缺。”卖官鬻爵开捐是清政府应付财用不足的传统手法,自康熙朝开创后,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对此种手段颇为痛恨,每次召见捐班官员皆容色不悦,曾经发生过因捐纳官员应对粗俚而退捐罢官的事例。他在私下场合对一名科举出身的官员坦露过心迹:“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道光帝虽对此不满意,但为了财政之需仍不得不为之。
“何况折子里说是要户部将空白官文分发各省自行发售,这就更是不妥了,皇上您想想,若是地方自己筹办军队,这军饷又是自己办理,长期以往,恐怕内外之势颠倒,于国家无福。”
咸丰点点头,“说的对,那银票之事呢?”
杏贞到底不是经济专业的毕业生,对着发行货币一只半懂,但是也知道滥发货币的危害性,“银票若是执行得当,比铜钱要好!不过皇上,这银票、宝钞、大钱不能滥发,更不能委了地方去发!若是滥发过度,物价飞涨不说,恐怕这地方的商票不承认,这银票一出便是废纸一张!”
“朕也知道如今是饮鸩止渴,可若不弄点对策出来,该怎么办?”渐渐开始怠政的咸丰皇帝真想永远在同乐园听戏,外头的事儿一点都不用理会。
从世界金融史来看,从以重量为计的贵金属货币,发展到以数量为计的贵金属或金属货币(如金圆、银圆、铜钱等),再发展到纸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清代的经济规模和商品交换的总量来看,纸币的出现本非坏事。事实上,民间钱庄票号发行的各种票据也弥补了此种不足。但纸币的发行须有完善的金融理论来指导,须有周密的设计,其中相当数量的保证金及严格控制的发行额,已是今日使用纸币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决定性原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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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财源水患(二)
可是,咸丰帝也罢,奏请发行银票、宝钞的官员也罢,他们并无近代金融知识,更无改造清朝落后的货币体系的构思。他们只是为了应付本无能力承担的财政开支,而滥用行政权力发行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大钱、银票、宝钞。毋庸多言,如此无限量空头发行毫无保证的纸币,其后果必然是恶性通货膨胀,这与直接掠夺人民无异。滥发通货的后果,立刻就显现出来,咸丰帝也不是不知道,但装着看不见。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一意孤行。户部用白银与票、钞、大钱搭放的方式支付财政用度,如兵饷,往往银、票对半,这实际上减少开支一半;又如河工,竟然银二票八,这实际上减少开支八成。从1853年至1861年咸丰帝去世,清中央政府发行的大钱、银票、宝钞、京钱票高达六千余万两,占这一时期国库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先发银元,皇上,臣妾不知道铸币的成本,要一个度,核算成本,不能用铁来铸,因为如今铁不值钱,越贵的钱币越要精致,而且更要够值钱!”
“值钱的意思是?”皇帝疑惑地问道。
“就是要让人相信他值钱,皇上,”杏贞举起了手腕戴着的赤金镶红宝石手镯,“谁一看就知道臣妾手腕上的这个手镯价值万金,可若是换成铜质的,那谁都知道不值那么多的钱。”
“那便是要让银元必然要有银。”
“正是,还要银的分量不低。够能买值这个价的东西,还不能太值钱,太值钱的话若被商人融了便又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了。然后如此一番之后,再瞅准了时机再发官票便是。”
皇帝点了点头,杏贞继续说道:“臣妾瞧到去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他在江南筹饷,有个厘捐却是不错,不知道皇上还有印象吗?”
“恩,那时候朕朱笔道:‘粤逆窜扰以来,需饷浩繁。势不能不借资民力。历经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奏请设局捐输,均已允行……称里下河一带办理有效,其余各州县情形,想复不甚相远……’怎么。你瞧中了这厘捐?”在咸丰帝的心中。厘捐与当时各省的捐纳捐输并没有什么区别。并用 “想复不甚相远”一语,对雷以諴之前之后的行为予以承认而已。至于雷氏的建议,咸丰帝下旨江苏巡抚、南河总督等各就当地情形安当商酌。若事属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变通办理。这是咸丰帝第一次对厘金一事的表态。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输的变种,称为厘捐。首行区域为苏北,创办者为雷以諴。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主要任务是筹饷。这可是一件极难办顶费力的差使。可他的一个幕僚钱江,当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个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品过境税,当时又被称作“行厘”);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业税,当时又被称作“坐厘”)。厘捐的交纳者亦可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只不过这里面再也没有自愿的色彩了。
咸丰四年十月,雷以諴首先在里下河设立机构,向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米行派厘助饷,最初的标准是,每一石米,捐钱五十文。雷以諴一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哪里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钱两万串。次年4月,他向咸丰帝报告(先斩后奏):此种方法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数月以来,商民无事。他还看出了此种方法的长期稳定性,奏折中称:“且细水长流,源源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于是,雷以諴一面宣称自己将在里下河各州县推行此法,一面提议由江苏巡抚和南河总督在各自防堵的区域里,“照所拟捐厘章程,一律劝办”。
咸丰五年五月,雷以諴收到谕旨后,便在泰州设立分局,大张旗鼓地抽厘助饷。厘金的范围从大米一项扩大到各类粮食、家禽、牲畜、油、盐、茶、糖、碱、棉、丝、布、衣物、酒、漆、纸、药材、锅碗及各类杂货,可以说,没有一种商品不抽厘。此外,对银号、钱庄亦按其营业额抽厘。江苏巡抚、南河总督大约也在是年下半年开始设卡抽厘。
“朝廷难收商税,这也是无计可施的,若是地方开了关卡,征收过往商旅的厘捐,给地方有些补给,军费上咱们也能松快些,不过,凡事须有规矩,昨个胜保在安徽上了折子,里头说‘可否请旨饬下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会同地方官及公正绅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劝谕章程,悉心筹办。官为督劝,商为经理,不经胥吏之手,自无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随收随解,他省亦暂存藩库,为协拨各路军饷之需。’倒是出了几个好建议:一是以统兵大员为主,各地方官只是会同;二是以公正绅董经手;三是以济军需为名,随征随解。”
“皇上,这其实就是商税,只不过没有商税的名义罢了。”在咸丰朝财政大危机之际,许多官员也有征商税之议。咸丰三年,户部也获准拟定了具体办法,准备先在北京试行,然后推广到全国。但北京的商人们闻讯后纷纷以关闭相抗,市井萧条,民众不便,最后不得不取消。
“若是商税,可不能操于地方之手,到时候朕的命令就出不了圆明园了!”皇帝惊恐了起来。
“无妨的,皇上,如今且要灭了发逆再说,若是到时候天下太平,商旅们也要闹起来的,目前先头疼治头吧。”
清承明制,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地丁。永不加赋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扩张性。此外虽有盐、茶、矿、关、酒、当、契、牙诸税,但除盐税外,其余税目征收额很小。这种落后的税收制度,使国家财政依赖于农业。本来产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种种名目的加增(大多为中饱,中央财政沾润很少)受到越来越多的榨取,农民甚至地主都无力承受。而利润颇丰的商业,却长期处于轻税甚至无税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产生了两大严重后果:一是国家在商业中获利甚微,为保证其财政收入,一直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传统的农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商业得不到国家扶植反备受打击。二是获利的商人成为各级官吏搜刮的对象,各种陋规和摊派多取自于商人,一些商人也结交官府,谋取超经济的优势,如广州的行商、扬州的盐商即是,这使得正常的商业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来。与宋代已经取得的城市经济和工商业兴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业未能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水准。
“所以臣妾觉得俸禄不可减少,铸银币、开捐例、设厘金这三个倒是极好,而且臣妾有雕虫小计,可以三者并使,损害最小,效果最大。”
“皇后你说,”咸丰皇帝如今是对杏贞心服口服,如此批折子几日,就精于政务了,提起了朱笔,“朕给你记着。”
“捐例者,一省之内无需再捐厘金,出省再交厘金;厘金捐例者,许用银币交付,如此增加银币流动之效;铸银币者捐例者,均操之中枢之手,权柄不下移。”杏贞奉了一个桂圆茶给咸丰,“皇上以为如何?”
“朕看以后这折子就都你看着办罢了,”咸丰皇帝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还没等杏贞回话,外头杨庆喜跌跌撞撞地爬了进来,咸丰皇帝恼怒地瞧着手忙脚乱地杨庆喜,“混账东西,没瞧见朕和皇后说话吗!”
“万岁恕罪!外头的军机都到了,说是黄河,黄河决口了!”杨庆喜大声叫道。
一声脆响,皇帝手里的盖碗掉在了地上,碎成了几片,桂圆茶洒地满地都是。(未完待续。。)
☆、十六、财源水患(三)
清咸丰五年八月十三日,黄河在河南兰阳北岸铜瓦厢决口。黄水先流向西北,后折转东北,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铜瓦厢以东数百里的黄河河道自此断流,原本穿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河决之后,黄水将口门刷宽达七八十丈,一夜之间,黄水北泻,豫、鲁、直三省的许多地区顿被殃及。而清政府采取“暂行缓堵”的放任态度,无疑更加剧了这场灾难的广度和深度。一时间黄水浩瀚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由于铜瓦厢地处河南东部,改道之后黄水北徙,流向直隶和山东,因此河南主要受冲的灾区只有兰仪、祥符、陈留、杞县等数县,“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直隶的开州、长垣、东明等州县,也成了黄水泛滥的区域。
这次黄河改道,受灾最重的还是山东省。山东巡抚崇恩向朝廷奏报:“近日水势叠长,滔滔下注,由寿张、东阿、阳谷等县联界之张秋镇、阿城一带串过运河,漫入大清河,水势异常汹涌,运河两岸堤埝间段漫塌,大清河之水有高过崖岸丈余者,菏濮以下,寿东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茌平、长清、肥城、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惠民、滨州、蒲台、利津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兼因六月下旬七月初旬连日大雨如注,各路山坡沟渠诸水应有运河及大清河消纳者,俱因外水顶托,内水无路宣泄,故虽距河较远之处,亦莫不有泛滥之虞。”半月后,他在另一份奏报中进一步统计说:“黄水由曹濮归大清河入海,历经五府二十余州县”。按照当时的建制,山东省被划为十府。其中鲁西南西北诸府均沦为灾区。
南行与北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直隶总督、,湖广总督,漕运总督等都主张黄河北流,反对复归故道。而山东巡抚则多次提出让黄河复归故道。这些在外头上书的大臣除外,连在勤政殿里头议事的军机大臣还有工部户部尚书都各持己见在,吵成了一锅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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