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温笑了起来，他说，“噢，这个我听过好几遍了，这还是我名字的起源，后来林奇教授还建议用巴兹给我做名字。而我父亲说，好像那个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海里的蠢货——《无因的反叛》里那段，你大概看过。然后林奇教授还是十分坚持，他说埃德温怎么样。”
我挺喜欢这个故事，我希望我的名字也有这么个渊源。但没有，它很平淡，只是来源于我父亲的名字，而我祖父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些天里他们把我的名字拼成了尼尔·阿姆斯特朗的尼尔，我倒是有点期望是那个尼尔，就算这个典故很是流俗，但至少也是个典故。按他的年纪推算，在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那个夏天，我父亲正要进入大学，也许那对他人生有非凡的意义，但他从没和我提起过。我们不谈这些，有时他顾及我的母亲，就在餐桌上和我聊聊我在学校的橄榄球比赛，还有最近的棒球比赛，至于我的学业不是一个好话题，而我们甚至连实事都不会提一句，我们从不分享同样的观点。
“所以我很早就认识了埃迪，他祖父在新罕布什尔州有个林场，有时夏天我们到那儿度假，以前我们用电话和网络沟通，不过现在他住在纽约了。我还不知道他给你教过一年书。”
我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样的联系，非常古怪。她和埃德温差了有大约八岁，但这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就像他们的祖父与父亲之间。我和埃德温相交并不深，只是在阅读上多有心得交流，但我相信夏洛特是能真正理解埃德温的。而我并未能有幸拥有与一位女性的友谊，也许温妮勉强算是一位，我总是认为，女人能想得太多，男人却没有思想。
我并不是很了解夏洛特有多大的智慧，但我知道她初中时因为讨厌拉拉队长、和她打了一架，所以直接跳级去了高中。我们那些亲戚因此总觉得她很任性，尽管她后来一直表现得很有教养。不管怎么样，这至少能说明她非常聪明。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夏洛特说她该回家了，埃德温说要送她去停车场。剩下维布和我，他问：“你还打算回拉奇蒙吗？”
我正在收拾餐桌，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所有计划都被打乱了，在这顿晚餐中我不觉完全沉浸在他们的谈话中，而忘记了去思考将来。他又说：“你状态很差，不能开车。我也不能。”
听他自揭伤疤，我想安慰几句却想不出什么好话。“我想是赶不回去了。”
“我知道，任何人都不喜欢被冒犯。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和我谈谈。如果需要。”他又强调了一遍。我本想说谢谢，可却沉默地把餐具收拾近厨房里。尽管这只算是我认识他的第一天，我却不想对他说什么客套话。我明白他不需要，他好像太容易明白别人的想法，因而我认为客套是对他的伤害。
我洗了餐具，又在餐桌上坐下。他还在他的位置上。我说：“也许你觉得这很蠢，但是，我才二十一岁，这是我当下最在乎的。”
他朝我前倾了一点，作出了一个值得信任的姿态。我深呼吸，说了下去，“是乔舒亚。我前几天在电台里被抓去了局子里，是他保释了我。昨天我跟他说，我不想回去继续上学。我以前从不是这样的，他一定觉得我有点精神失常了。所以——我想，没准，”我重复了这个词，“没准，他会把那篇报道当真。”
维布假笑了一下，却不显得讽刺，“噢，很蠢，年轻人。”他比我也大不了十岁，却好像很有资格这么叫似的。“但你必须跟他谈谈，你才会知道他的想法。”
顺着他的目光，我看见了客厅里的电话座机。但是我要怎么和他解释呢，就昨天的那个话题，至少在那篇关于我的报道出来之后，我是不打算继续上学了——也许找个什么理由休学一年。要是这样，我大概会被我爸以酒精成瘾之类的理由送去什么疗养院关上半年以发泄他的愤怒。总之我的生活是完全脱轨了，在我没有想清楚之前我不知道怎么和乔舒亚谈谈，他也给不了什么建议，他和我一样年纪，只是徒增烦恼而已。
这时埃德温正好打开门，打断了我的思索。“我顺路去买了点早餐，也有你的，尼尔，我觉得你要回拉奇蒙也未免太晚了。”
而我到现在还有点头疼，无法开车，于是借了他们家的沙发，虽然小了些，但也将就睡下了。睡到凌晨时分，我从梦中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我起身去厨房里给自己接了杯饮用水。维布也走了进来，没带上他的合金手杖，扶着墙行走也不太艰难。
“睡不好？”他问我。我点了点头，他说，“你喝太多酒了。”
“威士忌的味道还能被闻到吗？”
“我能看到。”他没解释什么，从冰箱里取出牛奶，给我加热了一杯。
“你好像很容易明白别人。”
“一种天赋吧。”
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界定，如果这种天赋太突出，往往会使他人恐惧，因为被洞察的感觉并不好受。但我却不太在乎，“听起来不错，你知道，现在人们并不是很关心彼此。”
“这并不是关心。”他笑了笑，“但你不在乎，是吗。”
他是个怪人。我们的交流并没有止于这片刻的谈话中。而随着我逐渐了解他，我也从没能把他当做平常人看待。后来我想，他之所以会和埃德温成为终生伴侣，大概是因为埃德温是个少见的好人。但我能和他成为挚友，因为他有洞察的能力，而我有不在乎的能力。
也许还有海明威的缘故。他问起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耸耸肩说：“起先我去电台里放了里普科的《夏夜》，于是我被当做那群示威者的代表。我没和我父亲解释，因为他从来不听我解释。随后让那记者小姐到我家里，我没想到她想写篇关于我的报道，于是我喝了酒，说个不停。接着她那份见鬼的报道让我根本无法面对我的父亲。于是事情越发严重，而我什么都不想面对。”
他听了轻笑，“让我想起《乞力马扎罗的雪》里那段话。”
“是啊，我喜欢那篇，那段话我还能背下来。我想我干的事情就是，开头我把腿擦破了，忘了给抹上碘酒，随后又根本没有去注意它，因为我是从不感染的。后来等它严重了，别的抗菌剂又都用完了，可能就因为用了药性很弱的石炭酸溶液，使微血管麻痹了，于是开始生坏疽了。”
而我不是那个生了坏疽的垂死者，我没有等待着那架飞机，我的目光不会顺着山脉直至雪峰。我只是困居在这座八百万人的城市里，不知道将去何处。
“看来你在这个夏天经历了很多事。”
也就是这几天而已。之前我一直在化妆品店里工作，那家店档次不高，并不像是我母亲的朋友或是我那些女性同学会光顾的地方。我原本打算在布朗克斯区找暑期工作，但并没有适合的。在布鲁克林区找份工作更为稳当，绝对不会碰见熟人，可是那儿离拉奇蒙就更远了。我的最终选择似乎有点奇怪，但我做得不错，背了一些资料之后能在客人面前表现得十分专业，他们问我这颜色是不是合适她们，我总是假装思考一会然后作答。事实上我不知道，我不懂女性们精通的那些化妆门道，我甚至分不清绿色和蓝色。可是他们好像都很把我的评价当一回事，甚至觉得我的意见很有价值。不管怎么说，我不了解女性，在胡乱建议了多次之后，我的良心也麻木了。前些日子我辞掉了工作，准备专心完成论文和一些作业，返校上学。那时我还未想好怎么和我父亲谈谈，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压力使得我不得不去面对他。除了那栋宅子，温妮还给我里留下了一笔遗产，足够上学生活。然而，接下来是里普科之夜，还有萨夫的报道，似乎断绝了我们和解的可能。至少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会知道如何面对他。
我不想再谈自己了，于是转而问他：“那么你呢？”
“也许比你的故事还要丰富。我在十一年前参军，陆军，游骑兵团，然后被选进了一个作战小队里。去年我因为腿伤退役，在佛罗里达住了半年，又回到了纽约。在前几个月，我当年的战友运送一份资料回国，路上资料被窃，他们也因为一笔来源不明的资金被怀疑。于是只能拜托我去追回那份资料，在我找到资料时，在新泽西的一家皮革厂里交易着，正要倒卖给伊舍伍德公司。——你还记得新闻吗？”
“我只记得几个月前他们被起诉，似乎是做了些非法交易，是你揭发了他们？”
“事实上，是夏洛特。”这令我不禁感到惊讶，这并不符合我对夏洛特的印象。他又说了下去，“之前伊舍伍德邀请她作自己慈善基金会的名誉主席，在她发现那是用来洗钱的之后，她可不打算从名誉主席一直做到名誉被告，于是她和埃德温去伊舍伍德公司里偷出了账本，而我当时正好也在。因为我追回了资料，还打算再查查那家公司，于是顺手帮他们解决了几个人，就拿到了证据。”
我算是认识埃德温和夏洛特，但我完全不能想象他们会有这种大胆的举动。我想他的话已经远远超出睡不着时闲聊的范畴了，但这种事的确很值得分享给别人。“天，真的吗，看来我完全不了解他们。”
“是的。他们真的非常勇敢，特别是夏洛特，她把账本给了一位和她熟识的警官，还在法庭上做了证。”
“这真的比我的故事精彩太多了，我只是去放了个唱片而已。”
“我觉得你的故事还没结束。”
他说的没错。这只是我故事的开始。我的人生如同一辆满载的火车脱离了轨道，一切只会更加混乱。我回想起时，把这句话当做一则神谕，就在下一刻，卧室里一阵响动，过了一会儿，埃德温急匆匆地来到维布身边，我听见他因为过于震惊而无法压低的声音，他说：“医院打来电话，我又回去确认了。——娜狄娅死了。”
刚听见时，维布还强作镇定地问他，“什么原因？”
“入室行窃。邻居把她送到医院时，她已经无法抢救了。”
我听见玻璃杯摔碎的声音，立刻上前扶住维布，使得他不至于把重量骤然压在埃德温身上。埃德温拍着他的背部试图安抚他，但没有效果。
也许这个夏天，我有种经历重大变故的运气，让那些示威者们有了一首属于他们的歌，让格丽塔·萨夫一举成名，而对于维布，我见证了他人生中极为糟糕的时刻。他的娜狄娅阿姨，被人连开六枪，死在了凌晨时分。
我陪他们到医院里，夏洛特也赶来了。她告诉我，维布的父母在他三四岁时就出车祸去世了，娜狄娅是他的养母，和她的丈夫收养了维布。她没有子女，对维布视如己出，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
她才说了个大概，就有护士来请她过去看看。维布也许是情绪过于激动，导致旧疾发作，或者是精神失常，医生给他打了镇静剂，才控制了下去。被问到病史，埃德温和夏洛特只认识维布数月而已，并不清楚。
埃德温又和医生去看维布的情况，只留夏洛特和我在走廊里，除了焦虑，无事可做。
“尼尔，我不知道……”她打算说点什么，却又停下。
“我很乐意帮忙，夏洛特，我现在什么计划都没有。”
她在冷气充足的走廊里有些发冷，抱起了手臂，刚才又差点掉泪，现在眼圈发红，看起来有些可怜。“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尼尔，不过等有时间我愿意告诉你。事实上，维布他有某种家族性的精神疾病，不过他很小就被收养，也不太清楚。总之我只知道，他有个亲戚在迈阿密附近的医院里，早在他出生前就因为精神失常住了进去。
我们不知道怎样能使维布好起来，我们甚至不明白他的病症。于是别无选择，我搭了早班的飞机，赶去了迈阿密，下机时收到了夏洛特给我的地址。
04.
计程车将我载去医院时，穿过了一片矮矮的柠檬树林，八月底阳光正好，未结果的树木望过去是一片整齐油亮的绿色。大概佛罗里达的阳光永远是这么好。去年我全家来迈阿密度假，原本打算搭游轮在海上过圣诞节，但我的妹妹凯瑟琳和母亲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大吵一架，赌气躲在房间里不肯去，于是我说留下来陪她，让我父母去坐游轮。也许这会让他们想起他们初识时，在一架从伦敦到纽约的飞机上，那时我父亲正在和前妻离婚，我的母亲，薇萝妮卡的出现使得一切无可挽回。对于我父母的婚姻，人们至今还有些闲话，但不可能凡事都时机正好。我认为他们是很好的一对，这使得我一直相信我父亲并不讨厌我，只是要求过于严苛。毕竟你很难既爱一个女人，又讨厌她和你的儿子。
而凯瑟琳和我的关系也一般。那几天过得相当无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一起做的，她去逛街，我留在房间里看书。圣诞夜我们吃了晚餐，坐在一起无话可谈，找了副纸牌打了几局，她就回房睡觉了。在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这个妹妹的，但她从来不喜欢我，好像我夺走太多父母的关心似的，或者比起她，我根本不想一个威尔森家人。我常觉得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时，我像个外人。我曾以为这是青春期时过度的敏感，而现在发觉他们和我的确不是一类人。我和温妮是一样的，她说过一家里只有尼尔懂她的心。于我也是如此，于是我和那几位威尔森交流起来总是很困难。
但当下我也无心去回忆太多，我到了比斯坎湾附近的那家疗养院，报上迪梅克·格雷格的名字，护士领着我去娱乐室里找他。大屏幕上里正在放一部情景喜剧，病人坐了三排，还有些人三三两两地坐在窗边或者棋牌桌边，我跟着护士去找迪梅克，突然感到自己被抓住了。那是一只瘦极了又苍白的手，穿过诺福克岛松树的细密枝叶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他坐在墙边，身体几乎全遮掩在室内绿化树的阴影里，绿色的眼睛淡得几乎透明，渗人地盯着我，“我听见你再叫我的名字。”
我站稳了回望他。他的目光好像灰尘似地从我身上抖落。我知道我在娱乐室里一直保持着安静。这是一个怪异的时刻，我感到些许慌张，之后又恢复平静。好像自此我接受了一些我不能理解的存在，视之理所当然，从未试图追问究竟。
“这位是迪梅克·格雷格先生。”护士告诉我。
我向她道谢，“请给我们一些时间谈谈。”
在我的目光中，她转身离去。我在迪梅克身边坐下，他却像个吉普赛人似地闭上眼睛，一根手指竖起来，“别说话，我不喜欢用声音交谈。虽然你的声音挺好听，像是嚼碎了冰块呼出的冷气，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声音。”
我并不是不喜欢这个比喻，但是维布·格雷格比他这位亲戚礼貌太多。“没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维布？是不是这个名字？”他见我点头，又继续说，“我在这儿住了有四十年，比我在外边的日子还长，过得时好时坏，他以后也差不太远吧。”
“我没有你要的答案，不过我有别的答案。”他又抓住了我的手腕，顺着我的手臂一直到我的脖子，握得很紧，我的颈部动脉在他手中跳动。但我并不感到恐惧，他太虚弱了，而我能在橄榄球场上甩掉截锋，和对手球员暴力地肢体碰撞，冲进达阵区里。
我并不打算走，这些日子里我无事可做，而此刻听他老年人式的闲谈，竟然成了很重要的一项大事。“我们本来不叫格雷格，你知道吗，是格泽戈扎斯基。我们原本是波兰人，在比亚韦斯托克附近的山区村子里，全村有两三百人。那儿偏僻极了，没谁会来，但有年来了一群犹太人和我的父辈们做生意，谈起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后来几年饥荒，我的父辈们就打算来美国，路上死了很多人，最后到了埃利斯岛就剩三十三人，然后我是第三十四个，我在埃利斯岛上出生，那天河上全是雾气，于是我父亲给我迪梅克这名字，雾。后来移民官给我们格雷格这个姓氏，于是我就叫迪梅克·格雷格。没过两年，德国就侵占了波兰，那时我的父辈们已经在新泽西的皮革厂里找了工作，母亲们做起了缝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