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说‘到了小学一切都好些了’，那只是指朋友多起来了，不，也不能这么说，最多是，有了除开郑辰逸之外的愿意和我说话的同学了。
上小学时候我五岁半，郑辰逸六岁。幼儿园很多同学都读的这个小学，很幸运的，我的好友潘黎和我一起，她母亲和我母亲是好友，又是七岁读小学，所以她叫我‘弟弟’。郑辰逸也和我一班。
开学第一天的上午总是开心的，比如我看到郑辰逸从教室外走进来坐到我身后三排，那一天都忍不住往后看，发现他也在看我时就傻笑。再比如潘黎见人就指着我说‘他是我弟弟’或者‘段岑睿是我弟弟’，别人不信，她就会大叫‘弟弟弟弟’，然后我就会转过头去应答她。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不怎么习惯在众人面前露脸，对同龄人也是，所以每当同样的戏码上演时，我都只会转过去笑笑，什么也不说。别人会带着有些嫌弃的眼光问我‘你真的是她弟弟？’，我只好点头，心中觉得丢脸极了。
至于为什么大家这么不喜欢潘黎，谁知道，或许最开始只是一个人觉得她讨厌，久而久之大家就都觉得她讨厌了。不得不说，在被人带同样的眼光问那个问题多遍了之后，我也有些厌烦她，不过那些都是后话。
开学并不顺利，我坐在第一排最角落，同桌是一个从没见过的男生。妈妈站在教室门外等着，看我上了一天的课。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讲的是拼音声调，从一声到四声。尴尬的是无论老师教几遍我都弄不清二声和三声有什么区别。
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姓吕，矮矮小小的，长得也很像猴子，不过看上去很老，不像郑辰逸，郑辰逸像猴子但还算看得过眼。她叫每个人到身边去读那些什么三声四声，我在前排所以是先头几个到她身边读的，不过因为我怕生不说还不会读，理所当然的又被老师留堂。
我的同桌也被留下了，他比我还小半岁。
我坐在那个角落，努力的想回忆起老师是怎么发声的，但于事无补。郑辰逸就很聪明了，他读得很清楚，也会爽朗地笑。所以虽然他坐在后排，但还是比我完得早。
他原本可以收拾书包走掉，但他只是回座位把书包收好，并没有要走的意思，保姆在门外看他没动静便进了教室来带他。他被拖着走出教室，保姆叫他跟吕老师道别，他学着保姆的语气礼貌地说‘老师再见’，然后在我抬头的时候偶然与我对望。
“好乖，在座位上等阿姨接回家，好听话的孩子。”吕老师笑着，这样对他的保姆说。
保姆连声道谢，说了几句‘老师辛苦’之类的客套话，再谦虚一番。
郑辰逸回头看我，拉着保姆的手指指我，保姆小声地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便也不在门口停留，跟着保姆回家了。
对望在回忆里是美好的，但恐怕他在座位上坐下并不是为了等我，只是那时我见他在看我，莫名的开心罢了。
之后怎么从吕老师那里走掉的，很难启齿。我哭了，母亲站在我身后，我总是读不清楚，磨磨唧唧到很晚。吕老师见我实在不行就客气地对母亲说‘你回去再教教他，复习复习就好’，于是我逃过了一时。
那是我的童年中第一次放学没有郑辰逸的身影，也是最后一次。
小学班上跟我玩的同学不少，但朋友没几个。或许很多人觉得小孩子嘛，几个人多玩玩自然就是朋友了，但事实不是这样。
哪个朋友会在做游戏时说‘你真拖后腿’，而把你驱逐出局？更没有朋友会在游戏结束的时候埋怨地对你说‘你反应真慢，下次不要和我们一起了’。我会感到很难过，但那些事情从未博得过任何人的同情，不知为何。
体育课我从来不敢面对，我讨厌那个姓马的体育老师，他叫我们跑圈，教我们做游戏，在我每次当鬼被捉住时候都会无奈地摇摇头。我脸红，因为丢脸，但久了也就麻木了，反正都会被抓到，反正他都从不对我抱有希望，反正他看我的眼光从来也都是无可奈何的样子。
不嫌弃我的只有潘黎和郑辰逸。他们很好，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觉得，他们是我童年乃至人生最友好的伴侣，尽管我曾那么愚蠢的伤害过他们。
在我的印象里，小学一年级除了讨厌的老师外还有雾蒙蒙的清晨。我和潘黎、郑辰逸三人常常在教学楼外面的花坛外玩‘冰激凌化了’的游戏，因为晨雾和游戏的关系，我们从来听不见上课铃，每次都是吕老师拿着黄色的刻度尺出来将我们赶回去。
与他们的游戏是幸福的，躲避老师的‘戒尺’也是幸福的。
但幸福是短暂的。
时间一长，我与郑辰逸的差距就越明显。之前也说过，他是受欢迎的，无论是男生女生都喜欢围着他转。
傲气的女生霸占了一个栽种着指甲草的花坛，要跟女生竞争的男生们则霸占那花坛旁边一个光秃秃只生杂草的花坛。小学时期很奇怪，男生总是争斗不赢女生，女生们又通常为了某个男生内讧。这与‘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的成人规则恰巧相反。
我就是折中派，我不怎么在乎花坛，更不在乎指甲草。女生们争夺花坛无非是想要一个能坐下的地方和能涂到指甲上的花瓣，男生们争夺花坛无非是为了跟女生挑衅。我两者都不怎么需要。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观：我站在离花坛十米来远的通告牌前，郑辰逸带领着一群男生蹲在光秃秃的花坛上，偶尔几个男生跟女生们抓打，潘黎则穿着长裙站在花坛旁边，和我一样，不加入男生，也加入不进女生。
我望着打闹的人，潘黎望着郑辰逸，郑辰逸的目光不知放在哪，每次我目光移动到他身上时，都能巧合地与他的视线相撞，不过那时候我们已经陌生许多了。
我不是没羡慕过，甚至非常嫉妒，不过内心的挣扎并不代表我也得去和他们扎堆。我喜欢人群，同时又讨厌着人群。我无法像郑辰逸那样被众人捧在中间，我只能作一名旁观者一言不发。
至于潘黎，她是漂亮的，她是我眼中最漂亮的同学。她的母亲和父亲在她两岁时候就离婚了，母亲爱打扮，把她打扮得也很好。然而漂亮的外形却被老师说成是‘妖怪’，女生们也讨厌她。
讽刺的是，那时候的老师追求朴素，却在无心又狠毒的话语中扼杀了很多美好。女同学们讨厌老师口中的‘妖怪’，只是因为老师说她是‘妖怪’，从不睁开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别人有多美。
潘黎是这畸形现象中的一个牺牲品。
第三章：不过几个小学生
郑辰逸很优秀，两道杠。男生中唯一的中队长。其余带杠的全是女生。
小学二年级，我仍然孤僻，甚至学起来更加费力。同龄人一次能搞懂的东西，我要重复三到四次才能弄懂。老师也很苦恼，甚至很生气。
记得有一次吕老师教划分段落，她说，‘句子前端空出了两格的，就是一段的开始’。但是我怎么会知道两格是多大？语文书每一行字前面都有空白，够写两个字了吧！
于是我的语文书上每一个句子前面都标有数字，吕老师看到，我又被留堂了。之前说到的那个一年级的同桌，比我还小半岁那个，也和我一样，他也不会分段还跟着我划。
我们留在吕老师办公室里，吕老师让郑辰逸教我，自己则去教那个男生。事实是，郑辰逸讲得比她好懂，不，准确的说郑辰逸并没花费多少口舌作解释，他只是为我示范了一遍，向我指出了几个该划段落的地方，我便懂了。
向吕老师交差之后便跟郑辰逸一起回家，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那些他的朋友，我的同学，坐在他家楼下写作业等他。每当看到那几个趴在地上的身影的时候，就是我该和他道别的时候。
他会问我‘去我家写作业吗’。
我会回答‘可能我爸妈不会同意’。
然后他会想办法说服我到他家去给我父母打电话，我会犹豫半天，但一般我都是屈服那个。
到了他家我按照惯例给我父母打电话，不过爸妈善解人意，他们得知我是在郑辰逸家里便不多说什么，只是嘱咐我要早点回家吃饭。
然而在他家里并没什么好玩的，做完作业之后他的那几个朋友就扭着他要玩变形金刚。我就是负责看的那个。我坐在郑辰逸书桌前的椅子上，几人在地板上玩，我居高临下的看。
郑辰逸家里有很多玩具，变形金刚的盗版小人也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女生都有芭比梦，男生都有变形金刚梦，能拥有那样一套玩具，那就是小学生中的白富美高富帅。
他把玩具分给那几人，工程车或者拼图，再给我一个变形金刚，自己手中拿一个。我把小人拿在手里最多也只是扳扳它的手脚。他则会拿着变形金刚一步一步攀着我的脚背，走上我的腿，再指着我的小人，示意要跟它决斗。
我的小人两三回合下来就被打断了腿。那一点也不好笑，他的玩具坏在了我的手里，虽然‘决斗’他赢了，但也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
残腿的小人让我伤脑筋极了，郑辰逸并没说什么，他只是坐在地上傻愣着，手中还是那个‘战胜’的小人。我慌忙把它断的腿安回原处，小人在手中噼啪作响，来回折腾。
我并没有能力能修好那个小人，郑辰逸拿过去摆弄一番也不起什么作用。他并没说什么，只是一心想修好那个东西。我想他肯定很失落，但不知为何他没责备我，倒是其他几个同学起哄，我已经记不清他们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鼻子酸起来时候的感觉和泪水憋得难受的感觉。
我向郑辰逸说了对不起，然后收拾书包要离开。他家的门锁老旧了，不好打开也不好关上，我走到防盗门前却打不开门。他从房间里追出来，拉住我胳膊问我‘你不会是生气吧’。
我不知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我只说‘没有’。
他执意要我留下，等父母来电话了再走，但我说不用了，我不敢再留下来。之后他帮我打开门，还说了好几遍‘我没生气’、‘你千万不要生气’和‘明天早上我在楼下等你’等我们再见时常说的话，我都没心情去听，只是嗯嗯的答应。
他站在门口看我下楼，等我看不见他时便听见了关门声。我叫亮楼道里的声控灯，马虎抹抹模糊视线的泪水，抽泣两声继续往楼下走。
那天我回家是母亲开的门，她随口说了一句‘刚刚给郑辰逸家打电话，他说你回来了’，我的泪水就再也憋不住。母亲也是毫不讲道理的，把我抱在怀里安慰，也不问原因，在口头上责备郑辰逸以给我解气。
直到父亲回来才问我为什么哭。我并没敢说我弄坏了郑辰逸的玩具，期期艾艾地说了几句觉得自己很笨之类的话。听了这个话之后母亲的眼圈红了，那时候我还认为她会大声咆哮着责备我，但是她并没有，或许直到那个时候她都认为是郑辰逸及他的朋友欺负了我。父亲摇摇头进了厨房。
母亲当然是知道我很笨的。因为在我哭的前几天她接到过吕老师的电话。
吕老师跟她说我太小了，应该隔一段时间再长两岁再去上学。简言之，要我辍学，因为我跟不走。
这件事是我长大后母亲告诉我的，她并没说清楚她是怎么回答的，我估计以她的性格应该跟我的老师大吵了一架。我仍然留在了学校，并且一天一天捱过，尽管非常困难。
在那些难捱的日子里，我却比任何人都更想要得到承认。
但我无法得到承认。
郑辰逸每天早上都会在楼下等我一起上学，我还是会被吕老师留堂。被留堂的理由大多是‘不会看图写话’、‘不会写作文’等。我在老师办公室，郑辰逸就用书包垫着屁股坐在办公室门口。
那时候老师最喜欢出的题目是‘我最难忘的XXX’。什么叫‘难忘’？我根本不懂。大约是在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到开始拿起笔的那一天我才真正领悟。小学时写的扶老奶奶过马路根本不是难忘，而是被众人玩烂了的段子，也不是什么在书中看到的哪句感人至深的名言，真正让平凡的我难忘的是那些我实实在在经历过的细节，失落和安慰。
我未提起笔，众人并未提起笔，但每人都是创作人生的伟大作家。
回忆到小学的自己时候，让人难忘的是郑辰逸，父母，和与老师同学的距离感。
在被吕老师‘特别关照’那几天，我母亲也喜怒无常，应该是被我气的。
老师叫我回家更正作业，看图说话。有一道题我记得特别清楚，画上是一个男孩在操场上作跑步状，问‘小明在操场上……’。
我原本写的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改好后给母亲看，反反复复改了很多次，平时九点半就睡觉的我那天熬到很晚。
小明在操场上做游戏、小明在操场上和朋友玩、小明在操场上踢球、小明小明小明……
我不知道她想要什么答案，更给不出吕老师想要的答案。答案只有自己的，自己的却不得别人赞赏。儿时觉得自己愚蠢是因为给不出别人想要的答案，现在觉得自己愚蠢是因为为了给出别人想要的答案而问不出自己的答案。
母亲坐在床上，用被子盖着腿，把练习册扔到我脸上，愤怒地说‘我不管你了’。练习也就那样没再改动，之后吕老师说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我记不得了，因为那种题目的答案根本不重要，无论对当时的我还是现在的我来说。
小二除了这些难受的事情，还有其他令人愉快的。
比如郑辰逸一如既往地和我一起上学放学，潘黎还是会偶尔粘着我，我的堂哥堂妹们会在放假时候从成都到这个乡村般的地方来找我玩，还有我两三岁的表妹会在周末的时候和我一起到附近‘城’里的游乐园中骑马。
舅舅抱着她看，我坐在马身上，马翘起前腿和另外一只马打架。我哭，然后父亲母亲急了，然后养马人急了。
虽然仿佛没得到什么赔偿，经历也惊心动魄，但很愉快，跟学校相比的话。
现在我还留着那时候的相片，有我坐在白马上的，还有我和表妹以及另外一个记不得名字的小男孩一起坐‘小羊拉车’的，有我和母亲一起荡秋千的，还有在外公外婆家里围着火锅过年的。
虽说老照片看不出年纪，但我想小时候我快乐时就是像照片里那样笑的。
二年级过了是三年级，或许是对学习认真了些，我在学校的日子好过点了，和潘黎的距离也如愿以偿的越来越远了。
不知是哪里开窍了，数学学起来异常轻松，语文也渐渐变好，作文甚至能是‘范文’级别。
以前我站在讲台上是为了让大家看吕老师是如何揪我的脸的，作文成了范文之后站在讲台上是为了让大家听我念自己作文的。
吕老师会说‘看看别人的用词’或者‘听听别人是怎么组织语言的’，以打击顺便鼓励下一个‘我’。
但高年级之后，我写得好不好已经不是众人能评判的标准了。记得我写过关于厂区严重污染的，讲的是从环境好的地方转移到严重污染区的倒霉事情，那篇父母都赞赏的倒霉事情被老师忽略了，她更宁愿去表扬那些歌颂厂区环境好的作文。我还写过关于春游的，其中大放厥词批判学校组织的春游没有可玩性，就在荒草地上让我们扎堆，老师还时不时朝和潘黎玩的我和郑辰逸瞪眼，老师叫我重写，批语是：‘怎么丑化了老师和学校’。
因为作文并不是篇篇都能得老师赞赏，我也曾因为自己某些‘自大’的言语被别人嘲笑过。郑辰逸的朋友有一个叫王渝生的，他曾问我‘你长大后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当作家’，他撇嘴摇头说‘你当什么作家，像别人郑辰逸这些作文写得好的当作家还有点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