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到民国好好学习生活——by老实头儿的春天

　　假新闻一出社会各界群情义愤，挺身而出发正义之声者不可胜数。大家历数易先生一家自抗战起，为国家军政教育、民生医疗投入之钱力、人力、物力……连老百姓亦言造谣者寡廉鲜耻，通通该下到十八层地狱里去……
　　易先生夫妇所以辞去梁团大事务，一则杜家太爷逝世后他们哀毁难制，而其长子疾恙不断需要精心照料；二是梁团大内宵小兴风作浪，先有唐德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锲而不舍地对易先生施行死缠烂打，又有民青团小人写匿名信告状，言易先生为人师表又是人妇，却行为不俭勾引自己学生；而陆先生也被机械系一女学生纠缠，同样被别有用心之辈造谣抹黑……
　　对两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学生，梁团大评议会与学生自治会都提议，应当对二生施以除名处罚。杜、陆二先生何等雅量高致，言道一个家庭养出大学生不容易，不便因他们年少无知就毁人前程，于是他们这无辜者反倒退步抽身，主动从梁团大离开去隐居治学。
　　纠缠易先生之唐德佑后来退学，听闻回到家乡继承祖业去了。而纠缠陆先生之女学生，从梁团大顺利完成学业后，公费留学美国深造又在彼邦定居。并不似公民党编造之无稽传言，道此二人被易、陆二先生迫害死了。
　　二位先生飘然离开梁团大后，携儿女隐居于梁州风景如画的龙山治学。
　　易先生曾对我们子侄辈言及，她计划发掘中华文化中的精粹部分，先借其来滋养中国青年的智慧；她还有一些古诗文的翻译计划，还计划做一本《中国文艺名品索引》，叵耐入梁州后终年教务、庶务缠身，这些学术计划几乎都搁置下来。易先生自言而今宜先修身养性，继而潜心治学。陆先生亦言少年其实不爱庶务，曾对诗词、音乐极富热情，现下正可却步抽身才可钻研这一兴趣。
　　龙山有一民族文化书院在，其间多有易先生、陆先生的旧交——曾在江州行工读实验学校的宫以麟先生，他入西南后曾在蜀地继续工读实验，而后恶见时局即更遁入山林治学。还有在美国学从名师的社会学家佘忠达，佘先生这时在龙山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的婚姻、语言等。亦有同样厌恶梁团大□□的文史教授吴寿鹃。
　　易、陆二位先生携儿带女，在龙山与世隔绝的仙境幽居，平日里与众高士坐谈辩论，开门即是巍峨壮丽的放青山，推窗又是秀丽绝俗的翡翠海，时游滨海山川，而入民俗腹地。
　　易、陆二先生初时为天下奔走，为时局焦心，偶得时机可供其修身养性、潜心治学，却被狼心狗肺之辈诬指背弃国民，着实可鄙可耻。
　　易先生一家亦非沽名钓誉、邀买名声，他们一家确凿为贫苦百姓做了不少实事。他们一家从来怜贫惜弱，资助贫困不惜财力。别事不言，只言我本人亲力亲见之事。
　　当年梁团大为培养学生自力，宿舍和食堂都是学生自治的。我们女学生虽不到食堂采购，我兄长涣贤却常常轮流做采购，因此我也知道食堂的人事。食堂工人每天从凌晨做到深夜，一个人做着两三个人的劳力，一个月只拿十块钱的薪水，但在食堂做工一日三餐有着落，多少穷苦人削尖脑袋也要进来。
　　一个叫温三冬的食堂工人，因天天做工太拼命眼睛熬虚了，一天夜里下工回家不慎跌到坑里，摔断了腿要失去工作还要举债看病，他怕拖累家人，夜里悄悄爬到河边上要自杀……
　　涣贤那帮男学生知道这种惨况，帮忙给他们凑点钱去治腿伤，可是温三冬的工作被人顶了，他后续养伤和以后养家还是难题。易先生获悉后便到赈济会给他申请了失业救济。
　　此后先生又对我们感叹生民多艰，她随后又捐出十万书画润例，同谢如松女士义赈会与方清平先生慈济会一道，为突遭变故的劳动者提供紧急救济，不致令尚能温饱的劳动人家，因突发变故全家人衣食难继，既而误入歧途变成盗贼强梁，抑或被迫沦为乞丐或娼妓。
　　易先生一家之高风亮节，几乎舍阖家之财而行善济世保民，非是贪如虎狼、浊如粪秽者可比，岂容宵小之辈诬言毁谤？
　　……凡我与同学亲历亲见之事，何止这一二三四件呢？不言社会上头，只校内得易先生夫妇物质资助、精神指导者，又何止外文、中文、艺术三系？易先生夫妇德艺双馨、智才兼备，凡得与其交际一二者莫不如沐春风。岂是“沽名钓誉，邀买人心可以诬指”？
　　谢公馆当日携带南下的家业，实已在各方事业中消耗罄尽，又如何有旁人污蔑的借募款做慈善成就富可敌国？
　　易先生与陆先生避世两年，当我幼兄涣贤与易先生侄孙女佩华结婚，二先生才携保堂、福妮回城。
　　佩华家中母亲长姐不省事，一心想拿佩华去攀高附贵，指望能保他家一生无忧。而佩华外柔内刚、心地善良，夹在母亲与主见中颇痛苦，还是易先生侄孙玉瑚相求。
　　易先生才以长辈身份干涉此事，请谢女士、吴女士引荐才俊，而佩华清高自重、性情内向，不惯与擅长社交的世家子交际，反倒我幼兄涣贤那时忧国忧己，性情持重内敛了不少，又喜欢佩华理智坚韧、处世圆润，后来他们的事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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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佩华自述：
　　抗战胜利之后，我长兄玉琏随银行先行北迁。大房堂兄玉珪、玉瑛跟我二哥玉瑚，率领近一百号的杜家男女老少，跟杨家一众长辈踏上漫漫回乡路。
　　除了大队人马跟行李家当，还有杨、杜两家在南迁间丧的人口的棺木，包括杜家辈分最高的太爷和杨家太姑奶奶。
　　而三房以身殉国的玉琦堂哥，只由我们将他的遗物从梁州带回，以后为他在祖茔立一个衣冠冢。抗战胜利的前两年，玉琦堂哥驾着飞机跟敌人同归于尽，梁州团结大学和美国航校都办追悼会，杜、杨二族人对着玉琦堂哥的假棺，每个人都洒了斑斑点点的泪，表达了对东洋侵者的切齿痛恨，他永远是我们杜、杨两家人的骄傲。
　　宜椿堂姐夫妇照顾我的三婶，三婶常说是三叔做汉奸的报应，余生享受着玉琦哥带来的荣耀，随后的日子过得也算清净。
　　光阴逝去给人沧海桑田之感，在西南后方度过的青春岁月，仿佛是隔了一个世纪的幻梦。我的家乡永陵还有祖籍睢县，约略还能见出往日的影像，可是到处破败得一塌糊涂了。满目疮痍的国家百废待兴，我们为抗战的胜利欢呼，也在心里树立重建家园的志向。
　　而公民党接收逆产的荒诞戏码，成了我们重建家园的绊脚石。我们家在永陵城的老住房，被投靠东洋的伪教育局长霸占过。胜利后公民党三个衙门来争它，母亲跟姐姐见争不过这些人，一张嘴抬出珍姑奶奶想压服他们，不料不管用反是雪上加霜，我们家的老房子最终是没了。
　　杜家庄的砖窑早毁得不能用，听说是祖父跟大伯父做主毁的。同村的恶财主杨大老虎做了汉奸，许诺要帮东洋人建工事和仓库，就盯上了杜家庄左近的大砖窑。也幸亏祖父跟大伯早毁了砖窑，要不然杜家庄跟左近的田家庄、小王庄一样，因为庄中有砖窑便阖村被逼着做汉奸。这几村的财主给公民党使足了钱，有人勉强将祖上的家业弄回一点，有弄不回来的还有上吊自杀的呢。
　　杜家庄的族人世代积下的族产，竟然也因为被杨大老虎这汉奸霸占过，也莫名成了公民党所谓的逆产，珍姑奶奶叫郭寿康来帮忙周旋，总算保住了族人的房产和少量田地。有人埋怨为何不能全讨回来。这时珍姑奶奶被特务盯得厉害，公民党的上头刻意排挤她，我们这的官员便刻意排挤姓杜的，哪里顾得及天天照应族人乡党？
　　可是这点不如意以后竟成了好事。以后新的政权建立给村民划成分，就以抗战胜利第二年为基准，统计各家名下的田地、房产、存款等。杜氏族人多少产业都没有收回来，以后最多划一个富农罢了。而杨大老虎费尽心机贪占赎回的田地房屋，最终成了他们一家的催命符。这便珍姑奶奶说的“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我丈夫涣贤在睢县觉得窝囊，我之后便跟他一起去鲁州永城谋职，我在永城的中学做教师，他在大学里做数学教授。鲁州永城离禹州永陵也近，我便得以常常回到永陵和睢县探亲。
　　内战期间，珍姑奶奶一家站在社会党那，禹州的杜氏族人难免受到牵边，鉴于姑奶奶在禹州、鲁州亲故遍地，她托付许多人暗中庇护杜氏，杜氏族人虽然难免受到战争殃及，倒也勉强挺过了奸党佞人的迫害。
　　公民党的军队溃退得很快，胜利后，郭寿康竟然当了我们永陵市的副市长，多年后又辗转成为禹州的二把手。
　　我祖父和伯父是不愿做汉奸才死的，他们对本族和同村人做了不少好事，所以杜家庄风气没有那么糟糕。本村为富不仁的地主是受了□□，但自始至终没有闹出过人命，而珍姑奶奶家的太爷，生时是出名的对工人佣人好。珍姑奶奶家里也没有受过连累。
　　珍姑奶奶家出现的最大危机，就是有受了□□的地主胡沁，说是珍姑奶奶祖孙调弄人，故意撵走管家黎大田的原配，给他娶了一个听话的二房。不过村中很多人证实不是事实，这件事也就有惊无险地度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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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若珍自述：
　　自我有记忆起，爸爸的眼睛就不能视物，脸上还有黑压压的麻坑儿，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天花闹的。
　　爸爸不止一次跟我说，他从前是厌生惧死之人，不晓得拿自己如何是好，有了我他才开始变得豁达一点。
　　我才记事时他不大说话，我开始念书时他话才多一些。自从有人说我生得像他“小花妹妹”，他有时抚摩着我脸上的轮廓，神往地形容出我的模样，说长得伶俐脑瓜自然也该伶俐。因此我小时候背不出书，他打骂起我来十分厉害，打完以后自己也莫名痛苦得很。

　　但他高兴了又会说很动听的话，说他幸亏享受过十六年的光明，晓得春天的蔷薇凝露，夏天的荷叶跳蛙，秋天的落日流霞，冬日的柏叶松花，还能想象出我这个女儿的模样。
　　可是大多时候，他憎恶命运对他的捉弄，每回想及同辈人便自惭形秽，别人若非鸳鸯偕侣、儿女满堂，至少有一份终身依傍的事业，偏偏他是一无所有、无所成就的。家里若有人提起别人事业兴旺，爸爸常常夜不能寐、对月伤怀。
　　所以我小时候幼稚得很，总讨厌家里有事业的人。开始，我讨厌在省城做官的三爷爷，后来，我讨厌做了洋翰林的宏云大伯。甚至我以为是我妈妈的小花姑姑，在外面做事业比多少男人都强，但对于是否要讨厌她我是踟蹰的，总觉得她于我们父女是特别的人。
　　后来，我们父女去了小花姑姑的梁州，耳闻目见似乎没人不讨厌，因为人人都念书并有事业。我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自然要按部就班地念书升学，可是我父亲为此坐立不安。小花姑姑来找我爸爸谈了，说女孩子也该知书识理，将来也在社会上自食其力。
　　可是我爸爸多惶恐我离开他啊，所以我到城里念小学、中学和医学院，不论路程多远都是日日回家，在望城还需要跑警报的时代，我有一回躲警报从城里跑到郊外，掉到水沟揉了一身黑泥巴，路上没有一辆过路车愿意载我进城。我想回城里也无法继续上课，干脆走了三个小时回到乡下家里。小花姑姑见我无恙只抱怨一句：“这个妮儿这么倔性，不晓得随的谁。”
　　我想我多半是随她的，爸爸给我讲她的事最多，我总以为她是我妈妈，自然有意无意地模仿她。所以一样倔的小花姑姑只说我倔强，别人却说我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因为我爸爸是一个瞎子，我也被个老瞎子养成了怪人。
　　小花姑姑的外甥赵小庄，是我在望城念医学院的系主任。他对我这个亲戚尤其严厉，最后把我教成优秀的外科毕业生，可毕业后我辜负了他的期望。
　　我们回到暌违多年的家乡时，万幸我的亲祖父尚还健在，这多亏小花姑姑族人的庇护。我们杨家的老宅被几拨人霸占过，抗战胜利几个衙门来贴封条，说老宅被东洋人和伪军、汉奸占过，如今光复了算是逆产就得查封。田产铺子竟也大多没有保住，还是小花姑姑等亲戚寄钱来，我们杨家人分房头建了新房子住，后来才慢慢拿回一点田地，不过我们多数杨家后人都有职业，也不必只在田地上艰难讨食了。
　　重回老家一年就有人造谣，说我亲大伯明衡没死且是社会党，正跟着社会党头目搞叛乱割据，还准备挑起内战阴夺政权。我以为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若是大伯真的还活着，何以祖母哀病而死了呢？而祖父他们却讳莫如深。我后来才知道真的没有死。
　　原来他们打内战由他们打，我觉得跟我没什么干系，可惜他们因大伯加罪于我，明明我在医院处处工作先进，功劳名誉却全被有靠山的捞走，回想在望城特务对付小花姑姑一家，便觉得公民党的行事不大让人佩服。
　　那时节，大伯明衡回乡策反公民党某师长——据说是他在粤州念大学的同学。却因不慎走漏消息被逮捕入狱，我们杨家便跟杜家商议营救。我借职务之便向监狱打探消息，跟社会党的地下人员里应外合，顺利救出大伯并帮他完成任务。就这样，我主动又糊涂地加入社会党，内战结束后加入正式的部队编制，还成为永陵市的妇女联合会主任。